一位游客手機拍攝夜色中的中央大街（資料片）。本報記者王建威攝

　　鮮嫩多汁的肉串在炭火上吱吱作響，焦香四溢的煙火氣在空中彌漫，濃郁細膩的酒花在扎啤杯里麥香沖騰，百年老街中央大街的音樂聲此起彼伏……夜幕下的哈爾濱，來了！

　　這是一座離不開燒烤、啤酒和音樂的城市。東經125°42′～130°10′、北緯44°04′～46°40′，這里是中國最北省會城市，冬季冰雪覆蓋、嚴寒漫長，有“冰城”之稱。天冷，人心卻熱，這里的人愛熱鬧、看熱鬧、湊熱鬧，喧囂的市井氣中透著古道熱腸。

　　百余年前，這個城市曾因一場談之色變的鼠疫舉世皆知；如今，這個城市又因新冠肺炎疫情反彈引起廣泛關注。在這座生來就沒有圍墻的城市里，我們在歷史的魔方中探根溯源。

　　一座搞不清名字由來的城市

　　先前，有人把哈爾濱這個地方叫“傅家甸”。在傅家甸之前，哈爾濱在元朝只是一個驛站。如果沒有“中東鐵路”，這座如今的國際化都市也許無緣出現在地圖中。

　　1896年，李鴻章與沙俄代表在莫斯科以“共同防日”名義簽訂了《中俄密約》，條約規定俄國可以在中國吉林、黑龍江兩省建造鐵路。沙俄曾將鐵路定名為“滿洲鐵路”，李鴻章堅持“必須名曰‘大清東省鐵路’，若名為‘滿洲鐵路’，即須取消允給之應需地畝權”。因此，這條鐵路又稱中國東省鐵路，簡稱中東鐵路。

　　松花江畔的哈爾濱是其中一站。1898年，中東鐵路工程局由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遷到哈爾濱，這個年輕的城市開啟了國際化步伐。雖然年輕，但這方水土卻浸潤著悠久歷史，史料記載中最早的居民是肅慎人，也是滿族和女真人的祖先，漁獵為生，用赤玉、貂皮、海東青換回中原的布帛等物產，春秋戰國時期就有“肅慎燕毫，吾北土也”的記載。

　　關于哈爾濱名字的由來，作家阿成在《哈爾濱人》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記載：有的說是蒙古語“平地”的意思，有的說是“曬網場”的意思，也有的說哈爾濱是“阿勒錦”的諧音，是女真語“光榮”與“榮譽”的意思，等等。也就百余年前的事情，到今天也沒鬧清“哈爾濱”究竟是個啥意思。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座城市從誕生之日起就與“移民”遷徙密不可分。與中國很多城市不同，它沒有傳統的高大城墻，各類歐式建筑林立，沙俄、英、日、法、美等國僑民來這里聚居，外國領館眾多，當時這里被稱為“東方莫斯科”和“東方小巴黎”，成為遠東地區的經濟和文化中心。

　　在列強掠華的當年，中國一場史無前例的國內大遷徙也在浩浩蕩蕩展開。隨著清王朝對這片“龍興之地”取消禁止漢人移民的法令，這片土地全面放開墾荒，大量山東、河北等地移民“闖關東”來到黑土地。

　　恰逢封閉的中國邁入世界貿易體系，世界皮毛市場對旱獺的需求旺盛，不少移民加入捕殺、剝皮、售賣、食用行列，鼠疫由此橫行，作為遠東中心城市的哈爾濱，迎來了第一場疫情“大考”。

　　1910年12月24日，哈爾濱火車站。迎著漫天大雪，聽著遍地哀嚎，伍連德和學生林家瑞踏上了這片“談鼠色變”的苦難之地。

　　出生在南洋，畢業于英國劍橋大學，伍連德是第一位華人醫學博士，先后在法國巴斯德研究院、德國科赫實驗室從事傳染病病源學和疫苗學研究。他受命擔任北洋陸軍軍醫學堂副監督，3年后，又被任命為東北防疫總醫官，一路北上，去消滅一種不明原因的怪病。

　　病人先是發燒、氣喘、咳嗽，過不了幾天便吐血而亡，死后皮膚呈紫紅色。這種病在哈爾濱傅家甸已經流行了一個多月，死亡人數每日遞增，疫情失控，“如水瀉地，似火燎原”。

　　在哈爾濱，伍連德完成了中國第一例現代醫學遺體解剖，在血液中發現了肺鼠疫桿菌，并在人類流行病歷史上第一次提出鼠疫分類理論，最終將這座城市從鼠疫的陰霾中解救出來。1911年4月，萬國鼠疫研究會在奉天（今沈陽）舉行，來自英、美、德、法、日等11個國家的數十名專家學者，對伍連德在哈爾濱的防治經驗高度贊揚，并推薦他為大會主席，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國際學術會議，“哈爾濱”在國際社會迎來高光時刻。

　　一座“聚”出來的城市

　　伍連德戰“疫”，不僅要對抗病毒，更要面對當地居民傳統生活習慣帶來的考驗——串門、聚餐、土葬等。對此，他發明的“伍氏口罩”“雙筷分餐”“隔離防疫”“火葬消毒”都成為最終消滅疫情的良方。

　　110年后，哈爾濱又面臨新冠肺炎疫情的侵襲，這座城市再次面臨生活習慣帶來的考驗——“聚”。

　　“聚一聚？”“聚一聚！”“整不整？”“必須整！”

　　這樣簡單的一次交流，就會成為一場聚會的開始。哈爾濱人常說，沒有什么事是“聚一聚”“嘮一嘮”解決不了的，如果有，就再“聚一聚”。后來，逐漸發展成為——“沒有啥是一頓啤酒和小燒烤不能解決的！如果有，那就兩頓！”

　　在東北方言中，飯局是一種特殊的存在，它以“聚”的形式生成，以“悠”的量詞計數，第一悠、第二悠、第三悠……一直到第N悠，這里沒有南方宵夜的精致細膩，但卻有著“決戰到天明”的粗獷豪放。

　　哈爾濱人為什么這么愛聚？作為中國最北省會，這里以“冷”聞名。冰燈游園會、冰雪大世界、雪博會……甚至在路燈上都可以看見雪花的造型，這些標簽是哈爾濱自然環境的寫照。今天，我們可以住在有暖氣的屋子里抵御嚴寒、獨享其樂，可在百余年前，初到東北這片土地的人們，如何能抱團取暖、度過枯燥寒冬？

　　曾經，“貓冬”是東北最為獨特的生活和文化符號。冬季漫長干不了農活，于是“貓冬”——“老婆孩子熱炕頭”，串門子、打麻將、摸紙牌、唱二人轉、侃大山……聚堆兒，或許是最容易的選擇，也更符合人類群居的特性。

　　和誰聚？對于抱團闖關東的移民來說，親朋好友當然是最自然的選擇。在哈爾濱，有一個以闖關東文化為主題的特色街區——關東古巷，這里還原了上世紀初當地的生活景象。仔細觀察不同展位，你會發現一個共同的特點：一群人，圍著一個桌，吃著一鍋飯，嘮著一堆“嗑兒”。

　　哈爾濱歷史中雜糅的中西文化，有一個共同的融合點就是“聚”。無論是前來避難淘金的猶太人，還是落魄逃亡來此的沙俄貴族，都會定期“聚一聚”，在他鄉故知中找尋故國味道，在哈爾濱著名的中央大街上，啤酒館成了人們慰藉靈魂的港灣。

　　中國最早的啤酒廠在此誕生，哈爾濱也因此成了享譽世界的“啤酒之城”。1900年，俄國商人烏盧布列夫斯基開辦了中國第一家啤酒廠——烏盧布列夫斯基啤酒廠，這種金黃色的液體征服了人們的味蕾，也開啟了“哈爾濱啤酒”的傳奇之旅。而在此之前，國人并不知啤酒為何物。早年間，運送啤酒有專門的馬車，由洋車夫趕著，車上裝滿了木頭啤酒桶，在城市中穿行。

　　1950年，烏盧布列夫斯基啤酒廠正式更名“哈爾濱啤酒廠”，據說當時全國其他地方一年喝的啤酒，也沒有哈爾濱人一天喝的多，“啤酒之城”一直鐫刻在這座城市的文化血液里。

　　正如鄭緒嵐的那首《太陽島上》所唱：“明媚的夏日里天空多么晴朗，美麗的太陽島多么令人神往，帶著垂釣的魚竿，帶著露營的篷帳，我們來到了太陽島上……”一首歌讓人們熟知了這座“天鵝項下珍珠城”。但人們不知道的是，歌中并沒有唱全“冰城人”對太陽島向往的其他理由——通常，大家都會帶著紅腸、列巴（俄式面包）和塑料袋裝的散裝啤酒來此歡聚，即便是沒有這些“硬菜”，也會坐著公交車和輪渡，邀上親朋帶著自制小菜來此觀江品啤。

　　勞動節、端午、中秋、兒童節以及每個晴朗的周末……春天剛萌發新芽的草地邊，夏天波連波的松花江畔，秋天的街邊小攤，冬天的火炕上。聚，成為根植于哈爾濱人骨子里的一種習俗。

　　一座“醒得早、起得晚”的城市

　　阿成在《哈爾濱人的個性之ABC》一文中說：“哈爾濱人的某些生活作風，與自己先祖始終有著很大的相似之處。雍正曾經這樣評價過這兒的人：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房賣產者，即如每飯必欲食肉，將一月所得錢糧，不過多食肉數次，即罄盡矣，又將每季米石，不思存貯備用，違背禁令，以賤價盡行糶賣，沽酒市肉，恣用無余，以致闔家匱乏，凍餒交迫，尚自夸張，謂我從前食美物，服鮮衣，并不悔悟所以致此固窮，乃以美食鮮衣故也。”

　　他將這種作風總結為“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沒酒現掂對”。原住民這種彪悍的作風透著游牧射獵的不羈放縱，闖關東移民風俗雖然勤儉節約，與此不同，但面臨嚴酷惡劣的自然環境時，同樣表現出大無畏的粗獷和“豪橫”。

　　在哈爾濱生活，你總會聽到這樣一句口頭禪——“這都不是事兒”。如果找幾個詞形容哈爾濱人，許多人一定會下意識想到“熱心腸”“豪放”“不拘小節”……這樣的性格特征，源于哈爾濱人戰天斗地的奮斗之魂。

　　始于1651年的“闖關東”歷史，是黑土地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黃河中下游一帶常年自然災害、兵亂賦重，千百萬移民懷著對美好生活的憧憬陸續北奔。

　　在哈爾濱歷史學者張正看來，“闖關東”的人大多因在家鄉窮困潦倒，才千里迢迢來東北謀生。由于家境貧寒，沒受過什么教育，許多人甚至大字都不識幾個。

　　“闖關東”核心就在于一個“闖”字：向艱險的地方“闖”，向有希望的地方“闖”，并在“闖”中不斷調整、探索，直至成熟壯大，也在白山黑水間孕育出了獨特的風物和性格。

　　早期東北移民，力辟榛莽變良田。這種開發精神內含一種反傳統性，突破了傳統守鄉戀土的觀念，在不自覺中創造出一種文化特質，包括蔑視困難，也有對規則的漠視，這些在生活習慣中都有遺存，比如：冬日凜冽的寒風中站在中央大街啃著凍得硬邦邦的馬迭爾冰棍，在餐桌上卷起蔬菜蘸著大醬大快朵頤……粗獷不羈的性格特征，傳承至今。然而，“不當回事兒”的粗放里，也埋著隱患，容易成為漏點。

　　新華社老記者張持堅是上海知青，他在黑龍江插隊、成長，扎根黑土地26年后返回上海，把“青春日記”寫成了《遠去的黑龍江》一書，以一個親歷者和第三方觀察者視角解讀這片土地。他在書中寫道：“醒得早、起得晚”，這是黑龍江人一種形象的自我評價，意思是說，講道理黑龍江人都懂，就是行動跟不上，好多工作落在全國的后面……

　　在這場新冠肺炎疫情中，一些哈爾濱人“醒得早、起得晚”“不當回事兒”的性格特點，將這座城市推向了風口浪尖。

　　“剛開始挺當回事兒，‘醒’得也真早，否則當時藥店里的口罩、酒精咋能搶購一空呢？大街上都見不到人，各種聚會也‘緊急剎車’了，整個城市就像停滯了，大伙都貓在家里，偶爾下樓取超市訂的食材，鄰居都不敢乘坐一個電梯，相互躲著。”哈爾濱市民張旭對疫情初期記憶猶新。

　　張旭說，哈爾濱“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是如何出現的，現在回想起來也沒太搞清楚，感覺最初就是一些有武漢接觸史或曾經停武漢的病例。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幾家人不顧禁令，在道外區一小區聚餐，導致疫情蔓延，大家還對這種“不把疫情當回事”的行為進行了譴責。“不當回事”的惡果，讓整座城市陷入了“隔離”，當時除了武漢等地，地處中國地圖“雞冠”的黑龍江迅速“變紅”。

　　一座為“第二悠”買單的城市

　　2020年1月22日，國家衛健委確認黑龍江省首例輸入性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病例。23日，黑龍江省省級診斷專家組確認哈爾濱市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確診病例。2月3日，黑龍江省疾控中心副主任孫巍說，黑龍江疫情由外源輸入為主轉向內源擴散為主。

　　針對哈爾濱第一輪疫情迅速發展，市衛健部門工作人員介紹說，主要原因是“聚集、聚餐”。十多年前的“非典”疫情，哈爾濱所受影響不大，所以不少市民一開始對疫情可能掉以輕心了。

　　很快，哈爾濱采取了“雷霆”措施，兩名城區主要領導因防控不力被免職，各小區和公共場所都采取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3月22日，哈爾濱市內確診病例第一次清零。然而，在連續46天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零新增后，4月9日至28日，哈爾濱累計新增本土確診病例65例，疫情防控被拖入“加時賽”。

　　根據流行病學調查，疫情發生原因再次指向了聚餐、聚集，其中確診病例郭某不顧禁令到朋友家聚餐，將朋友87歲的父親陳某傳染，然后陳某因腦卒中住院，入院之初未進行嚴格的核酸檢測，最終造成醫護人員、同病區患者和陪護家屬等大面積醫院感染，一座城市再次陷入煎熬。

　　在哈爾濱的飯局中，“第二悠”是個傳統保留項目——賓客正餐宴飲結束后，再吃點烤串、喝點啤酒“透一透”，酒過三巡后主客都會搶著買單，以此顯示熱情和赤誠。有時，還會因搶著買單而引發爭執甚至動武。

　　其實，哈爾濱人并不想要疫情的“第二悠”。病毒有害，城市無辜，只有生活在這個城市，才能深刻體會到，人們是多么無奈。為什么非聚不可呢？就不能在家“消停”待著嗎？

　　“別的省區都有市委書記、市長帶頭消費下館子和逛超市了，有的都摘了口罩了，憑啥哈爾濱就不行呢？我一個朋友還跟我說，該吃吃、該喝喝，多大雨點能砸到你腦袋上？”一位市民的困惑很有代表性——過于粗放、過于樂觀、過于自信。

　　于是，“起得晚”的哈爾濱，為“第二悠”買了單。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通報指出，哈爾濱市對境外輸入疫情風險認識不足，存在一定厭戰情緒和麻痹松懈思想。相關醫院錯誤認為，經海關和社區防控能夠完全篩出新冠病毒感染者，發生院內聚集性疫情的可能性極小。然而，正是這樣掉以輕心，給病毒打開了長驅直入的口子。

　　一座慢火“燉”出來的城市

　　盡管哈爾濱這座城市很洋氣，美食中有俄式西餐和啤酒，但這座城市也同樣鐘愛各種中式“燉”菜。在這里，一切都可以“燉”出滋味：豬肉燉粉條、土豆燉茄子、排骨燉豆角、小雞燉蘑菇、粉條燉江魚、酸菜燉白肉、鯰魚燉茄子、雪里蕻燉豆腐……

　　“燉”，這種烹飪方法，是指把食物原料加入湯水及調味品，先用旺火燒沸，然后轉成中小火，長時間燒煮，讓食材味感在不同層次清晰地綻放。如今，疫情常態化防控下的哈爾濱，也經歷著長時間慢“燉”。如何通過精準防控，恢復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則是哈爾濱人和國內其他地區居民，同樣需要面臨的一場“大考”。

　　在采取了守住門、管好人、禁聚集等“嚴九條”管控措施，以及在醫院實施預約掛號、核酸檢測后入院等措施后，5月16日，哈爾濱市最后一名新冠肺炎確診患者治愈出院，至此黑龍江省本土確診病例和境外輸入確診病例“清零”，這個城市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犧牲，很多人的生產生活都被改變。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以往，夜幕下的哈爾濱，曾是音樂會和二人轉的舞臺。這座城市，是中國首家音樂學校和交響樂團的誕生地，從哈爾濱大劇院到歷史悠久的猶太老會堂，到處飛揚著快樂的音符，這座迷人的城市被聯合國授予“音樂之都”稱號。在百年老街中央大街用面包石鋪成的地面上，女作家蕭紅與戀人蕭軍曾在此散步；一些老建筑的二層陽臺上，疫情前經常可見各國藝術家引吭高歌或優雅獨奏，市民和游客像扇面一樣圍聚仰望欣賞、拍照留念。

　　在老道外和老香坊的一些劇場內，則是二人轉的樂土。東北地方戲二人轉根植于東北民間文化，也有“小秧歌”“蹦蹦”“過口”等稱呼，早年間曾是鄉里鄉親圍坐炕頭消遣的娛樂形式，興之所至觀眾也會站起唱上幾口。二人轉中“自黑”的橋段，往往能帶來觀眾的哄笑，這種文化也植入了地域文化。

　　如今，受疫情影響，為避免扎堆聚集，許多劇院和劇場都還在停業，哈爾濱人也開始逐步適應這樣的生活方式。在美麗的太陽島上，依舊還有游人駐足，以家庭為單位野餐，遠眺江面；在充滿人間煙火氣的師大夜市，依舊人頭攢動，等待刷碼進場品味美食……一切看似未變，一切都已悄然改變。

　　“針尖大的窟窿能漏過斗大的風”。這座老工業基地城市，再也經不起疫情的風吹雨打，什么地方出現松懈，病毒就會在哪里乘虛而入，任何一點僥幸，都有可能發展成難以承受的代價，這里的人們對此有著刻骨銘心的體會。

　　冰雪已消融，丁香亦入泥。這里的人們，都在盼著“啥時候，能聚聚？”但是，他們心里更清楚，今日之不聚，是為了明朝更好的相聚。（記者鄒大鵬、馬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