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頭山遺址出土的大量貝殼。本報記者馮源攝

　　“浙江省寧波市余姚市三七市鎮”，介紹完地名全稱，一位鎮干部也樂起來了：“這么多市。”

　　三七市，據地方志記載，因在夏歷每月逢三、五、七、十設立集市而得名。眼下，當地即將迎來楊梅上市，據說今年是一個大年。

　　而對于在這里探索了近7年的考古工作者而言，他們也迎來了一個“大年”。

　　與三七市相距不遠，就是著名的河姆渡遺址。而他們此次發現的井頭山遺址，是中國沿海地區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一處史前貝丘遺址。

　　貝丘，按照《辭海》解釋，古代在沿海地區或湖濱居住的人類所遺留的貝殼堆積。其中往往包含有陶器、石器等文化遺物。

　　要是這個名詞還令許多讀者感到陌生的話，我們還可以揭示另一個事實：它已有8000年的歷史，比7000年歷史的河姆渡遺址，還長了1000歲，是“河姆渡之祖”。

　　放羊時的意外發現

　　河姆渡著實有名，有名到“爺爺輩”的井頭山遺址，要靠它的知名度重現人間。也因為有了它的祖輩“井頭山”，河姆渡遺址才從身世不明的“孤兒”變為血統純正的“富三代”。

　　井頭山遺址以附近四明山余脈中的一個小山頭——海拔72米的井頭山得名，而在井頭山下，還有個井頭村。村民王維堯和他的堂哥王維新是7年前井頭山遺址的“第一報料人”。

　　當時，遺址所在地塊已經被征作工業用地，但是拿到地的老板，還沒有動工建廠，因此地面上雜草叢生。王維堯經常來沒有封閉的廠區放牧山羊，王維新則在地塊的東南角搭了幾間豬棚。

　　不過，放羊養豬的時間也不會太久，這里早晚要開工。老板已經找了一家地質勘探公司，在這里做了土建地質鉆探，提取土壤樣本。取出的一截截土芯，有的就散放在地上，曬干了就像石頭一樣硬。

　　2013年10月17日，王家兩兄弟照常去放羊割豬草。趕著羊群，他們意外地發現草叢里東一攤西一攤地散落著奇怪的東西，有貝殼，有動物碎骨頭（后來被專家認出其中有小段鹿角），有小瓦片（其實是碎小陶片）。這些東西，兩人之前從來沒看見過。

　　后來，專家們明白了，之所以兄弟倆會輕松地看到這些特殊的物品，應該是此前不久“菲特”臺風帶來的洪水，把那些鉆出來的土芯泡化了。當年10月7日，“菲特”臺風在浙閩交界處登陸，其主體云系兩天內就給余姚帶來了近500毫米的降水，導致余姚的母親河姚江出現了近百年一遇的洪水。

　　王維堯回憶說：“阿哥和我說，這些東西好像是地里埋著的古董，應該拿到河姆渡博物館去，讓他們看看。”

　　經過1973年和1977年兩次科學發掘，河姆渡遺址出土了大量陶器、骨器、石器、玉器、木器等生產工具、生活器具，以及人工栽培稻遺物，干欄式建筑木構件和其他動植物遺骸，為“稻作文化起源于中國”提供了充分豐富的實證。它在余姚可謂家喻戶曉，在全國也有很高的知名度。

　　而王維堯當時有另外一個看法，畢竟井頭山這邊離河姆渡博物館有點遠，他覺得拿到距此約1.5公里，且還有人在做考古的田螺山遺址現場館更方便些。

　　田螺山遺址發現于2001年，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環境保存最好、地下遺存相對完整的一處史前村落遺址。2007年，田螺山遺址現場館建成，由河姆渡博物館管理。它的主體是罩在考古發掘區上方的一座形如蚌殼的大型鋼結構保護棚，當地人對它也不陌生。

　　于是兄弟倆就近撿了一個塑料袋裝了這些“古董”，騎著電瓶車趕到田螺山館，交給了正在“蚌”里工作的技工徐志清和考古隊員王永磊。王永磊在其中發現了一件光滑的骨器。

　　次日，田螺山遺址發掘領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孫國平從杭州回到工地看到了這堆“古董”，敏銳地意識到它們非同尋常的價值：因為考古工作而跑遍了浙江的他，從未見過貝殼與碎陶片在一起的情況，當即決定一定要跟蹤追擊，找到它們的來源。

　　王家兄弟去“報料”時忘記留下聯系方式，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一個多月的打聽和尋找，終于在田螺山現場館西邊不遠處的一條公路邊，找到了這些貝殼類遺物的出處。

　　“田螺山遺址是企業打井時發現的，井頭山遺址是村民放羊時發現的。”孫國平接受采訪時說，“余姚公眾的文物保護意識之強，可見一斑”。

　　筑起一道“鋼墻鐵壁”

　　2013年底，在鎮政府的協調下，經過與企業主的協商，孫國平帶領考古隊在這處地塊上開始小范圍試掘，挖了一個5米長、3米寬的坑。但是工人挖到3米多時，再也沒法往下挖了，一方面是因為下面全是爛泥，另一方面，試掘坑上寬下窄，越到下面，人越難施展手腳，而且坑壁有坍塌的風險。

　　大家從田螺山扛來了他們常用的不銹鋼細探桿。它一頭形如“十”字，一頭是帶有凹槽的尖探頭，可以把地下的東西卡在凹槽里帶出來。4個人在地面上壓住“十”字的四端，1個人在坑底握緊探桿，齊心協力往下壓。又往下鉆了3米多深，探頭被硬東西卡住了。

　　手感告訴孫國平，卡住它的不是石頭，而是貝殼，才知鉆頭下面觸及的貝殼距離地表深度約7米。此后，他們又在其他位置，用機械設備鉆探出了貝殼、動物骨頭、陶片、殘骨器……這些發現立即引起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重視，隨后，研究所又把這一重要發現匯報給浙江省文物局。

　　2015年5月，浙江省文物局向余姚市人民政府正式發函，要求當地政府協調和落實井頭山遺址進一步調查勘探和考古發掘的政策措施。

　　2016年10月，余姚市政府出資2500余萬元回購了這一地塊。對此，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林留根研究員評價說，要解決如此難度的土地賠償問題，全國其他大多數地方很難做到。

　　2017年，國家文物局批準并大力支持井頭山遺址的發掘，面積800平方米。但在發掘之前，特殊的地質環境是個攔路虎。

　　“由于井頭山遺址埋在地面下5-10米深，上面是厚厚的淤泥，淤泥容易流動坍方。我們決定在實施考古發掘前，預建鋼結構圍護的發掘基坑，這樣才能確保考古發掘順利進行以及人身和文物的安全。”孫國平回顧說。

　　2018年3月，杭州東通巖土科技有限公司中標了鋼結構圍護基坑施工項目，并于2019年8月艱難地完成了這個非同尋常的基坑工程。在現場，記者看到，一根根鋼板樁深扎地下，圍成了一道東西長50米、南北寬15米的“鋼墻鐵壁”，豎直的鋼板樁間還有橫向的鋼梁支撐加固。在南北之間，有4道鋼梁連接；而在東西兩頭，又各有一組“人”字形的鋼梁，“人”的上端分別頂住東西兩端鋼墻，“一撇一捺”又牢牢地固定住南北，而這組鋼板墻圍出的基坑，其底部最深處離地面約為10米。

　　“鋼板墻每平方米要承受20噸的重量，要打入地下巖層3米深。”東通巖土科技公司技術總監、浙江工業大學副教授、浙江大學博士胡琦說，考古基坑不像一般的基坑，為了保護遺址現場和其中的文物，既不能運用大型機械施工，也不能灌注水泥或混凝土等有腐蝕性的材料，圍護結構不能封閉，基坑底部也無法封底，基坑暴露時間較長，對長期穩定性要求更高。

　　“在國內還沒有哪家同行接手過這樣的考古工地項目，我們采用了H型鋼和U型槽鋼作為圍護樁，再作了一道預應力型的鋼組合支撐。”胡琦介紹說，整個基坑圍護結構均為工廠化生產的預制鋼構件，使用的是他們自主研發的裝配式基坑圍護新技術，力求安全可靠、施工擾動小。與傳統圍護方式相比，它可以免用水泥、混凝土等材料，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對文物的影響。

　　“廣東‘南海1號’沉船是整體打撈出水后搬入室內進行考古清理的，四川江口沉銀遺址考古則是在江上建設圍堰先把水排干，井頭山遺址則首次在文化層超大埋深的沿海灘涂環境下，成功建造鋼結構圍護基坑后實施考古發掘。它們都是在不同環境條件下開展特殊對象考古發掘的經典范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海明研究員回顧這一過程時說。

　　中國最早的沿海漁民

　　從2019年9月至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遺址博物館，在井頭山遺址進行了聯合考古發掘。在基坑內，考古隊員按照5×10平方米的規格布方，目前已完成主要探方的大部分發掘工作量，發現了灰坑、橡子儲藏坑處理坑、燒土堆、燒土坑、器物加工和食物處理點等遺跡十多處，出土各類可登記遺物數百件，以及先民食用后廢棄的海量貝殼遺存和其他動植物遺存。

　　“現在的遺址區是海拔僅2米的寧波沿海平原的一角，其實在8000年前，這里是一座西高東低的小山頭的坡地，面朝古海灣，井頭山人居住的村邊每天見證著東海的潮漲潮落，只是后來經歷了快速的海平面上升和淤泥的沉積，山頭被厚厚的淤泥掩埋了。12米長的鋼板，底端打到的巖層其實就是當時的山巖。”

　　孫國平告訴記者，基坑里的地下古村落文化層堆積，西薄東厚，到最東邊的古代灘涂位置又逐漸變薄直至消失，各類零散遺物夾雜在含鹽度較高的海相淤泥里。“其實你可以把井頭山先民居住的環境想象為一個漁村，他們住在海邊的山腳上。如果海面上漲，他們就往山上退；如果海面下降，就往山下走。最東邊就已經是當時的海面了。”

　　井頭山地處姚江流域。姚江從南邊的四明山區發源，流到山下后，又被北邊的丘陵阻擋，折而向東，在寧波市區注入甬江，匯入東海。在余姚境內，姚江流域近似于南北兩山夾平原的地形。孫國平說，井頭山先民生活的年代，南北兩山之間不是平原，而是海水。“我之前去挪威，看過當地的峽灣，其實8000年前，井頭山的周邊地形，也像一處峽灣。而現在寧波的平原地帶，則是一個海灣，可以叫它‘古寧波灣’。后來海水后退了，才露出了平地。”

　　在這樣的環境下，先民們顯然先得靠海吃海。在基坑里，記者看到土層里夾雜著一層層的貝殼。在考古工地工作用房門外的走廊上，一排排裝滿各類貝殼的塑料箱摞了兩三層高。而在兩大間庫房里，各種海生貝類的貝殼擺了“好幾桌”，特別是那些巨大的牡蠣殼，大的足足有餐桌上的菜盆子那么大，由此想象一下，足以讓現代的老饕們垂涎三尺。

　　“目前，我們發現的貝類中，牡蠣最多，其次是蚶、螺、蟶、蛤，都是純天然的。”孫國平說，這里是浙江首度發現的一處史前貝丘遺址，也是我國沿海地區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一處史前貝丘遺址。

　　在庫房里，考古隊員還用有機玻璃罩罩住了一個小土墩，上面是草編的痕跡，從它的形狀看，很可能是古人盛海貝的簍子、筐子。而在基坑里，記者也同樣看到了這樣的帶蘆葦類編織材料的小“土墩”。

　　孫國平推測認為，它可能是用于灘涂淺水區捕魚的魚罩，魚被漁民罩住后，就容易抓住了，現在沿海漁民有的還在使用它。“我們還發現了大量的海魚耳石，根據動物考古專家研究，這樣的海魚大多需要劃船捕撈。”

　　“這里生活的先民應是中國沿海最早的漁民，創造的是中國東南沿海最早的海洋文化，并可能是西太平洋地區南島語族文化的重要來源。”在井頭山遺址考古發掘成果專家論證會上，福建平潭國際南島語族研究院院長范雪春評價說。

　　它是“河姆渡的爺爺”

　　時間回溯到2013年10月，考古隊員們為什么對王家兄弟帶來的一袋泥土如此關注，是因為它可能是一把解答“河姆渡文化起源”的鑰匙。

　　在河姆渡遺址發現后，1990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杭州蕭山的湘湖岸邊發現了跨湖橋遺址。據碳十四測年法，它距今已有7000-8000年的歷史，比河姆渡遺址也早了1000年。但是從跨湖橋遺址出土的一些器物工藝特征看，它似乎應該比河姆渡遺址要晚，難道是測年有誤？這個問題困擾了大家很長一段時間。

　　而井頭山遺址出土的樣品，經北京大學碳十四實驗室、日本東京大學實驗室、美國貝塔實驗室、南京大學新建碳十四實驗室等進行測年，得出的結果都是距今8000年上下，最早的距今8300年左右。

　　“你看這件陶器，口子邊有兩個小耳朵（把手）。這個是‘遺傳密碼’，不會錯的。”孫國平幽默地說，從各方面判斷，井頭山是“河姆渡的爺爺”，而此前考古界關于跨湖橋的疑惑也可以釋然了。

　　眾所周知，河姆渡遺址以稻作農業遺存著稱，而井頭山遺址也發現了少量稻作遺存。在考古工地的一間工作室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鄭云飛研究員正在用雙筒顯微鏡細細觀察淘洗出的稻作遺存。

　　“兩升土，兩天時間，找到了2600個小穗軸。”從事植物考古多年的鄭云飛說，小穗軸是稻谷與稻稈小枝梗的連接部位，野生稻會自然脫粒，而人類馴化后的栽培稻則不會。在標本中，一些小穗軸還和稻殼連在一起，說明這些稻谷應該不是野生稻，而是不會自然脫粒的栽培稻。這對于研究稻作農業起源能夠提供更多佐證。

　　從本世紀初在金華地區發現上山遺址開始，經過十多年的研究，考古學家們已經在浙江發現了稻作農業的重要起源地，浙江也成為全球研究稻作起源和原始農業的學者重點關注的區域。孫國平推測，沒準浙江沿海的先民早早地種起了稻子，有穩定的食物來源，所以不需要再采集貝類為食，這或許是浙江迄今才發現一處貝丘遺址的原因。

　　不過，井頭山遺址還沒有完全解答河姆渡源頭之謎，因為有一個“爸爸去哪里”的缺環。上海博物館副館長陳杰研究員表示，井頭山到河姆渡中間還有個空檔，需要進一步研究。孫國平則進一步框定了這個缺環所處的年代，也就是距今7000年至7800年間，而河姆渡文化的直接來源也應當在余姚和寧波本地已無疑。

　　“目前，我們基本明確了錢塘江南岸的文化序列，是上山-跨湖橋-河姆渡-良渚。”良渚古城發現者、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斌研究員表示，后續工作是將這一區域內的文化譜系與其他區塊內的文化譜系，在文化面貌和年代序列上能夠對應起來。

　　向東是大海

　　與井頭山遺址同時代的跨湖橋遺址曾出土過距今8000年的獨木舟，它是東亞地區最古老的獨木舟。井頭山遺址也會有類似發現嗎？

　　孫國平對此有一絲樂觀。畢竟，在庫房里和基坑中，記者都看到了先民的木槳，有槳必然有舟，只是需要機緣湊巧，才能找到。

　　有槳有舟就可能航海，實地考察過井頭山遺址的多位考古學者，都看出了這處遺址與海洋文化的關系。

　　范雪春表示，井頭山遺址信息量巨大，將來會成為距今8000年前后時段中國沿海史前文化研究的一個標尺。而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閔銳研究員也認為，這是國內利用海洋資源最早的遺址。

　　“河姆渡是中國東南沿海史前文化的搖籃，而井頭山是河姆渡的搖籃，也是南島語族的搖籃，所以意義非常重大。”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說，如果能找到先民的居址、墓地和人骨，那就更為完美了。

　　從余姚向東，是寧波市區，再向東就是當今世界第一大港寧波舟山港。而在歷史上，古稱明州的寧波也是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一處重要節點。井頭山遺址的發現，也使寧波地區的人文歷史向前延伸了1000年。

　　而對于自然史研究，井頭山遺址也有重大意義。陳杰說，它對于研究全球環境變化、我國東部海平面變化也十分重要。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呂厚遠則表示，它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唯一一處全新世海平面上升過程中被海水淹沒、被淺海沉積物掩埋的史前遺址，可遇不可求。

　　呂厚遠告訴記者，研究某個區域古代海平面變化，需要尋找典型的海面標志點，進而確定相對海面變化。海面標志點有沉積類的，如泥炭層、海灘巖，也有生物類的，如珊瑚礁，而這樣的考古遺址，既能作為海面標志點，也能為古代人類如何感知并應對海平面變化過程，提供直接證據。

　　“目前測年證據顯示，在約8000年前，井頭山遺址開始被海水淹沒，一般認為，到約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時期，海平面相對穩定了。但是海水準確后退的時間和過程還要進一步研究。目前，我們還不能提供我國不同岸段、精準的局地性海洋變化數據，這也是科學工作者正在努力的方向。而研究古代海平面的變化，對于今天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海洋變化有警示、指導作用。這種中長尺度的地質環境變化，需要像我們重視土壤污染、大氣污染等中長尺度污染那樣，納入政府研究的議程。”

　　井頭山遺址還留下了許多有趣的文化現象。在庫房里，記者看到一件木器上居然有了木插銷，有的木器是明顯的榫卯結構。而山東大學教授欒豐實就表示，像帶銷釘木器、斧木柄、錛木柄毛坯、木矛等，說明8000年前木作加工技術已經達到了不可想象的程度，而陶器也很先進。

　　挖寶尋寶，不知何時起，外界對于考古工作有了這樣一種偏頗的觀感。事實上，了解我們從哪里來才是考古更為重要的價值。對此，林留根就表示，井頭山發掘向社會展示了，考古不是為了挖寶、挖墓，而是為了尋根、挖文化。

　　之所以要了解我們從哪里來，是因為先人的生活方式往往影響到今人。在庫房里，記者還看到了幾件開了孔的木柄，開孔部位居然能嵌入打磨過的石器。孫國平告訴記者：“別看現在卡得不嚴，只要石器上纏上麻布或獸皮，就能緊緊地和木柄卡在一起，現在農民的鋤頭和鋤柄也還是這樣固定的。”

　　從井頭山向東1.5公里，是田螺山遺址，從它向南7公里，是河姆渡遺址，從它向西不遠，是同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鯔山遺址，方圓二三十平方公里內集中了四個重要的考古遺址點，并不多見。趙輝說，從井頭山到河姆渡的1000年，環境由咸水變成了淡水，這一滄海桑田式的變化非常值得繼續探索。

　　在井頭山遺址工地現場，一筐筐泥土從基坑中取出，用傳送帶送到相鄰的工作區進行淘洗。王維新已經去世了，他的妻子和王維堯還在工地上工作，他們淘洗出的每一枚貝殼，每一塊陶片，每一枚鹿角，都會向世人展示，8000年來的滄海桑田，以及8000年前，先民就已邁出了探索海洋、眷顧海洋、擁抱海洋的堅定腳步，這應該就是中國建設當代海洋強國的先聲。（記者馮源、顧小立、鄭夢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