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說漢字是倉頡創造的。許慎《說文解字序》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蹄迒之跡，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倉頡是黃帝史官，從鳥獸足跡中悟出道理創造文字，也就是說文字起源于黃帝時期。

　　直至19世紀末，一個偶然的機會甲骨文被發現，人們終于找到了最早的中國文字系統實證，漢字溯源由此確切上衍至殷商時期。

　　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扁壺，其上為朱砂書寫的“堯”字

　　傳說并不可靠，常被史家疑辯，“見鳥獸蹄迒之跡”，突然創造出文字，也不合常理。到商代出現的甲骨文，已經是成熟的文字體系，顯然也非一蹴而就，勢必經過漫長發展演變而來。

　　誰創造了漢字，于是成為一個探究不息的課題。

　　刻畫符號初步具備原始文字特征

　　今天的湖北天門石家河，是長江流域一個小鎮，而在距今5500年至4000年間，這里卻是長江中游的文明中心。考古發現，以石家河為中心，密集分布著40多個新石器時代遺址，其中石家河古城遺址面積120萬平方米，是迄今所見長江中游最大的新石器時代古城遺址，使用時間長達1000多年。

　　在石家河文化遺存中，考古人員發現了神秘的套缸遺跡，數十件大口陶缸首尾相連，相互套接，排成一線。這種獨特的遺跡，出現于祭址附近，研究人員認為應與祭祀有關，但為何這樣套接排放，卻是未解之謎。

　　更令人不解的是，部分套缸的上腹部刻畫有神秘的符號。這些符號大多以簡單的直線和弧線勾勒而成，看起來以象形為主，但又頗有點寫意的味道。出現最多的一種符號，由上、下兩條弧線與左邊一條斜弧線相交而成，形似號角，又如鳥之一翼。還有一種由兩個圓圈構成的符號，大圓圈中間有一個小圓圈，看似太陽，又像是在石家河遺址中經常出土的陶紡輪。

　　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石家河肖家屋脊出土的一件陶罐上，刻著一位頭戴花翎、腰系短裙、腳著長靴、右手高舉一把石鉞或是玉鉞的人物，儼然一位軍事首領。

　　石家河遺址群的刻畫符號最早發現于1987年，迄今已在肖家屋脊、鄧家灣兩個遺址點共發現約55個。對于這些符號的意義，學者們有著不同的猜測和揣摩。有專家認為，有的像號角，或像石鉞或玉鉞的，似與軍事有關;有的像石鐮，當與農事有關;還有像高柄杯或紅陶杯中插一小棍的，似乎與祭祀有關。軍事、農事與祭祀是當時最重要的事情，反映于刻畫符號也在情理之中。

　　一些學者還認為，石家河發現的刻畫符號與文字有密切聯系，已初步具備原始文字的特征。從筆畫來看，主要是直線、弧線;從形狀來看，出現了一些比較固定和規范的符號;從結構來看，出現了單體符號之間的組合規律;從表現手法來看，不少符號頗似正視圖，同時還以豎線、圓孔等指代一些不易繪出的東西。

　　河南安陽殷墟博物館展出的卜甲（2018年10月12日攝）李安 攝

　　其實，石家河的刻畫符號并非孤例。自上世紀20年代現代考古學被引入中國后，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新石器時代遺址和墓葬里，發現了不少這樣的原始符號，刻在或繪在陶器和陶片上。每一次發現，都會引起學術界和社會的極大關注和爭論。

　　西安半坡遺址發現于20世紀60年代，對于遺址中發現的刻畫符號，就有學者認為是人們有意識刻畫，代表一定的意義，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一些簡單文字”。

　　20世紀70年代在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發現的符號，也引起激烈的討論。這些符號形體更為復雜，以象形為主。

　　在浙江、江蘇等良渚文化遺址中，考古人員也發現不少刻畫于陶器上的符號。其中有些符號連續出現、排列成行。比如余杭南湖發現的一件黑陶罐上，連續刻出8個圖案。很多研究者認為，符號的連續出現，或許反映出良渚先民嘗試記錄語句的努力，可能已經是原始文字萌芽了。

　　20世紀90年代，在山東鄒平丁公遺址一處龍山文化晚期灰坑中，考古人員在一塊陶片上，發現刻有排列成行的11個符號。一些學者認為，這已經是一段較為成形的文字。在江蘇高郵市龍虬莊遺址，一塊磨光的黑陶殘片上，也有排列成行的8個符號，年代比丁公陶文略晚。

　　但是，由于發掘材料有限，對于這些刻畫符號的解讀十分艱難，因而對它們能不能算作早期文字，一直處于激烈爭議之中，至今仍無定案。

　　文字起源也經歷過“滿天星斗”

　　上世紀80年代，河南省中部舞陽縣城北的賈湖村名噪一時。經過6次考古發掘，考古人員不僅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樂器骨笛，而且在一些龜甲、骨器、石器上，發現有刻畫符號。

　　賈湖遺址發現的刻畫符號共有17例。其中有些符號形狀與商代甲骨文頗有相似之處，比如其中一例形似眼睛的刻符，頗像甲骨文的“目”字。加上這些符號刻在龜甲之上，常常引來研究者對賈湖刻符與甲骨文關系的聯想。

　　學者唐建研究認為，從文字發展的階段看，殷墟甲骨卜辭已是相當成熟的文字。在它之前，我國文字起源必然有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過程，所以賈湖刻符為探索我國文字起源提供了極為重要的線索。“賈湖遺址甲骨刻符的絕對年代大大早于南美索不達米亞復雜刻畫的絕對年代，這為漢字起源于中國提供了最重要的考古證據。”

　　與賈湖遺址同屬淮河流域的安徽蚌埠雙墩遺址，距今7300年左右。雙墩遺址刻畫符號的主要發現整理者之一徐大立研究認為，雙墩刻畫符號，既有象形符號，也有會意符號和指示符號;既有單體符號，也有復合符號和組合符號;從符號所反映的內容看，既有動植物類，也有幾何類、自然現象類等。

　　“雙墩刻畫符號的主要特點是簡潔、生動、形象，具有文字書寫特征。”徐大立認為，刻畫符號中出現了一部分固定的單體符號，當這些符號與其他符號相組合時，可以從中分析出所顯示的內容，成為一種可以會意并解讀的符號。

　　因此，雙墩遺址刻畫符號，也被認為對探索漢字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考古專家李伯謙說，雙墩文化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譜系和中國文字起源的研究注入新內容，表明早在7000多年前淮河中游地區就已顯露出早期文明曙光，淮河流域與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同樣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為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多元一體學說提供了有力證據。

　　考古發現，我國新石器時代主要文化遺址里，幾乎都有刻畫符號發現。各種符號的分布幾乎遍及全國，從青海、陜西到東南沿海，從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都有發現。有的刻在陶器上，有的刻在玉器上，還有的刻在龜甲上。正如中華文明在起源時經歷了“滿天星斗”般的孕育過程，中國早期文字的萌生似乎也經歷了同樣的過程。

　　甲骨文實現“多元一體”

　　《淮南子·本經》記載：“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極言文字的創造，有著驚心動魄的力量。“一片甲骨驚天下”，甲骨文的發現宣告中國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時期就已形成成熟的文字體系。如今，已經發現的甲骨文單字約4500個，能夠釋讀的約1500個。

　　許慎《說文解字序》稱：“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他將文字歸為六類，即“六書”：指事、象形、形聲、會意、轉注和假借。

　　考古專家李學勤指出，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的文字，字的個數已經超過4000個，而且從字的結構看，“六書”都已具備，所以甲骨文是一種相當發達的文字系統，漢字的演變在它以前肯定有一個很長的過程。

　　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兩件殘石鉞上發現的刻畫符號經考證確認是良渚時期原始文字，距今約5000年 韓傳號 攝

　　另一方面，研究者也指出，甲骨文里保留著一些比較明顯的原始文字的痕跡，還存在著比較多的表意字，雖然已經變得不太象形，但是表意字的構成仍然帶有比較原始的“圖畫”性質。

　　在甲骨文之前，賈湖甲骨刻符、雙墩刻符、大汶口圖符、鄒平丁公“陶書”、良渚陶器連刻符號等等，都有可能融入漢字產生的主流，不同程度地被后來統一的漢字所吸收。

　　與中華文明的形成過程一樣，中國文字也經歷了一個從多元走向一體的過程。所謂倉頡造字的傳說，或許就是統一“原始文字”的過程。倉頡如果確有其人，應該是對各種原始刻畫符號進行整理的人。

　　李伯謙認為，文字起源有一個漫長的過程，大約距今9000年至4000年前，為文字起源的初步發展階段;4000年前直到秦始皇統一文字，是文字逐步走向成熟的階段;秦始皇統一文字之后，是文字最后定型并廣泛推廣使用的階段。

　　在秦始皇統一之前，各地的文字還存在較多的差異性。列國的金文、陶文、帛書、簡書等，仍然存在區域差異，就是一樣的文字，也有好幾種寫法。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李斯奉詔“罷其不與秦文合者”，創制小篆，“車同軌，書同文”。

　　文字的統一將不同的族群焊接成一個偉大的民族，隨著歲月的變遷，天下分分合合，但“書”必“同文”成為頑強的文化原則，也成為華夏兒女割不斷的紐帶。（刊于《半月談內部版》2020年第8期）

　　（半月談記者 皮曙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