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治理需要服務重心下移，人財物等更多資源下沉，這是毫無疑問的。但黨委政府大包大攬并不可取。基層事務繁瑣復雜，居民需求細碎多樣，而公共投入總有限度，工作人員精力、能力也有限度，僅僅依靠相關部門，管不了也管不好。當前，有的地方談到加強基層治理，只會要人要錢要設備，如果不能滿足，就認為工作無著手處，對種種問題聽之任之，走入了高成本治理的誤區。這帶來諸多弊病，如財政負擔驟增、辦事流程復雜、矛盾頻頻甩鍋等，同時助長了對上不對下的不良傾向，導致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泛濫，普通群眾難有獲得感。

　　花小錢能不能辦大事？半月談編輯部組織記者在多省市采訪，對一些花錢少、效果好的做法進行梳理總結，以期為解決基層治理難題提供借鑒和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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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舊小區物業眾籌

　　每平米2毛錢，年底還有結余

　　半月談記者 翟濯

　　當前，大多城市小區的日常管理依靠物業公司進行，物業費一般為每平方米2元左右。在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區沁園小區，這里的服務費（因未成立物業公司，所以叫服務費，相當于物業費）標準是每平方米2毛錢，卻讓該小區實現了從“三無”樓院到美麗樓院的華麗蛻變。這個小區是怎么做到的？

　　沁園小區緊鄰火車站，曾經基礎設施陳舊，環境臟亂差，治安隱患多，當地人避之不及。2014年，解放區發起“美麗樓院”建設活動，投入資金對這些老舊小區進行治理。然而，政府的幫扶資金只能解一時之需，解放區社區辦主任鄒家芬說：“群眾事得群眾議，群眾事得群眾干。”

　　在焦南街道站東社區黨組織的引導下，沁園小區2016年成立了居民議事會，100多位戶代表投票選舉12人為小區居民議事會成員，開始了居民自治之路。

　　老舊小區吸引不來物業公司，議事會決心自己設立公共賬目，進行自我管理。議事會核算了小區門崗、保潔、水電、綠化開支后，最終將服務費確定為每平方米2毛錢。

　　沁園小區居民議事會負責人王炎秋給半月談記者算了一筆賬：“每戶按照120平方米左右的面積計算，每年可以收取5萬多元的服務費。小區內有近100個停車位，我們按照每天停車1塊錢的收費標準，一年又可以收入3萬元左右。可別小看這8萬多元，這筆錢為我們小區解決了不少實際問題。”

　　8萬元里，門崗和保潔支出占了大頭。為了節約成本，議事會決定雇用小區內的居民承擔這兩項工作。看到小區門口張貼出的招聘告示，許相成、孔祥安、馬和平3位退休老人坐不住了：“不僅能服務小區居民，還有額外收入，這事我們愿意干。”

　　沁園小區成為焦作市第一個步梯改裝電梯的老舊小區

　　能省一筆是一筆，是沁園小區服務費每年能夠良性運轉的關鍵。小區改造之初，為了美化環境，居民議事會決定購置一些銀杏樹、核桃樹。幾經詢問，價錢始終不能讓大家滿意。居民議事會成員劉正平站了出來：“聽說獲嘉縣的苗木花卉便宜，就是距離咱們這兒遠，要不要去看看？”

　　說干就干，王炎秋帶著四五個議事會成員，奔波了100多公里，硬生生把便宜的銀杏樹、核桃樹拉了回來。“來回跑一趟看似費事，可為小區公共賬目節約了近3000元錢。”

　　說起這樣低成本高收益的節約舉措，沁園小區居民議事會的每一位成員幾乎張口就來。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8萬多元年底還能結余五六千元。結余的錢平均分配到每戶頭上，可以抵消次年需交納的服務費。”王炎秋說。為保證資金使用的公正透明，居民議事會每年年底都會公布賬目使用情況，讓小區內的每個居民進行監督。

　　“有事就找議事會，有難就去議事園。”這是沁園小區家家戶戶都能背下來的順口溜。如今，沁園小區居民議事會已從當初的12名成員發展到了20名，他們分別負責社區治安、矛盾調解、公共衛生、值班巡邏、醫療咨詢、學前教育等工作，群眾自治成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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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家長抱團群養

　　政府稍稍支持，幼兒不再孤單

　　半月談記者 毛振華

　　窗外淅淅瀝瀝下著雨，9個來自不同家庭、年齡在三四歲上下的小朋友跟隨父母圍坐在社區免費提供的活動室里，聚精會神地聽明明媽媽把《神奇校車之與恐龍一起飛翔》的故事娓娓道來。

　　“今天卷毛老師的班上在畫恐龍。可是多蘿西畫的卻是她的寵物黛娜。拉爾夫告訴她黛娜是一只鳥，不是恐龍。到底誰才是對的呢……”

　　這是天津濱海新區泰達街的“彩虹橋-群養之家”組織的一場親子故事會，類似場景在疫情前幾乎每個周末都會上演，活動場地大都由社區免費提供。年齡相仿的小朋友們走出家門，聚在一起，聽故事、玩游戲、演才藝，幾個小時下來玩得不亦樂乎。

　　時間軸再拉回到親子故事會的那個下午。故事講完后是表演和游戲環節，拼圖團體賽對這個年齡的小朋友來說是個不小挑戰。有小朋友因為別人拼得比自己快嘟起了小嘴，還有小朋友因為拼得慢跑到媽媽懷里哭。即便如此，臨近結束時小朋友們還是湊到這一環節的組織者明明媽媽身前：“阿姨，我們下次還能再玩這個游戲嗎？”眼神中閃爍著期待。

　　“彩虹橋-群養之家”成立于2013年，源于創始人劉麗欣一個樸素的愿望：家長們抱團，業余時間把孩子們聚攏到一起，共同玩耍、教育，分享育兒心得，讓孩子不再孤單。

　　最初，家長們每周選定一到兩個晚上讓孩子們在一起活動，由一到兩名家長主持，引導孩子共同畫畫、剪紙、講故事、唱歌，增加和同齡人相處時間。幾次活動下來，家長欣喜地發現，一些原本內向的孩子開始主動為小伙伴削蘋果、搬凳子，回到家更是迫不及待分享樂趣。很多家長更是成就感、幸福感飆升。

　　“彩虹橋-群養之家”規模越做越大，需要更大的場地和更多的資金。天津濱海新區、泰達街了解后，支持其申請了公益創投項目，爭取到更多平臺和資金，用以持續將“群養”模式做強，并從泰達街擴展到周邊更多地方。成立至今6年多來，社團將愛的種子播撒進2000多個家庭。

　　天津濱海新區副區長、泰達街工委書記張國盛說，“彩虹橋-群養之家”這一模式，把轄區居民在工作8小時以外從“社會人”變成“社團人”，在豐富了小朋友們的精神世界的同時，也將更多大朋友們聚合在一起，從陌生人發展為朋友，形成和諧的人與人之間關系。這些居民自發組織的活動，在發展過程中被政府部門發現并加以引導，不用投入過多資源，卻有效解決了百姓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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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巢老人互幫互伴

　　村均1萬元，老人樂陶陶

　　半月談記者 項開來 林超

　　走進福建省沙縣富口鎮姜后村，看到一幅與傳統印象不同的鄉村圖景：老年活動中心里，老人們略顯“稚氣”的書畫作品隨處可見。在幾本翻開的練習冊上，歪歪扭扭地寫著：“我們老人每天都開心。”

　　福建省三明市沙縣樂齡學堂老人寫的字“我們老人每天都開心” 林超 攝

　　沙縣小吃全國知名，80%的青壯年外出做小吃生意，這導致沙縣農村空巢老人多，老人精神生活尤其貧乏。不過如今改變已開始發生。

　　姜后村的老人興奮地向半月談記者談起村子3年來發生的變化。“以前大伙兒主要的休閑就是在村口大樹下聊天、打瞌睡。”今年68歲的茅明姬說，如今她喜歡樂齡學堂的健康課、體操課，尤其喜歡組隊比賽柔力球，感覺身子也硬朗了。

　　樂齡學堂，是2017年6月在福建省全民終身教育促進會指導下，把城市老年大學理念帶到農村，建起的學堂。

　　盡管社會效益顯著，樂齡學堂算下來卻是個平價工程。“辦事不完全在錢，關鍵在互幫互伴，很容易復制推廣。”姜后村村主任馮金玉說，“去年辦了30多期課程，總共花了1萬多元。”

　　1萬多元就能讓全村老人的晚年生活更加多彩?

　　頂層設計降低了樂齡學堂落地實施的難度。沙縣出臺《關于創新終身學習促進居家健康養老服務的實施意見》，副縣長擔任組長成立領導小組整合資源。大多樂齡學堂利用已有的幸福院、衛生院、小學教室等，實現資源共享。

　　師資隊伍則是在調動本村力量的同時，發揮閩臺民間合作優勢，兩岸專家學者聯手共同培養“為老服務”志愿者師資隊伍。一大批退休教師、公務員、村干部、鄉賢等經過培訓后，掌握了相關“高齡教育”知識，分別成為樂齡學堂教師和管理人員的骨干隊伍、基本隊伍、補充隊伍。

　　福建省全民終身教育促進會創始人陳宜安說，樂齡學堂教師除必要的交通費和誤餐補貼外，不額外領取課酬費。

　　日常管理和活動則采取“自主學習互助團體的社區養老模式”，組織共學、共餐、共伴的“三共”活動，老人們在一起學習課程外，一起吃午餐和外出活動，相互為伴、相互鼓勵。

　　陳宜安介紹，共餐的費用一開始由省民政廳支持，后來支持停掉了，老人們就從家中帶菜與大家共享，或者一起動手包餃子、做饅頭，吃得香噴噴、樂陶陶，人均一餐費用只要兩三元。“實際上他們并不在意吃什么，而是在意一起吃，享受大家在一起的快樂。”

　　如今，沙縣樂齡學堂已開辦近40所，實現12個鄉鎮街道全覆蓋，受益老年人突破1萬人次。沙縣縣委書記楊興忠說，樂齡學堂讓空巢老人老有所學、老有所樂、老有所為，激發了農村老人養老的內生動力，讓老人們在互學互助互伴中安享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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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內人力盤活重整

　　每人幾天義工，換來干凈村莊

　　半月談記者 閔尊濤 羅晨

　　一年前，江西省于都縣黃麟鄉朱田村環境狀況還是普遍的臟亂差，全村11個村民小組，316戶村民，衛生習慣好的僅有65戶，家庭“五凈一規范”達標戶僅有27戶。“很多人連‘自掃門前雪’都做不到，更別說去維護全村環境衛生了。”朱田村黨支部書記李南昌說。

　　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點多、面廣、量大，僅靠6名村干部、駐村工作隊員顯然不夠。在朱田村駐片的黃麟鄉副鄉長肖衛平說：“這項工作核心還是要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

　　去年，經過村民代表大會選舉，朱田村組建了村民理事會，由5名德高望重、公道正派的村民擔任理事會成員，村民理事會被賦予人居環境整治的引領、監督、創評、長效管護的職能。

　　好的人居環境標準是什么？村民怎樣做才算達標？在開展整治工作之前，首先要給村民樹立規范和標準。

　　朱田村以村民小組為單位，首先進行本組公共區域衛生整治，之后村民理事會開展現場評比工作，每組評出3戶“清潔星”家庭，3戶不清潔家庭。整治的標準立起來了。

　　不過這只是第一步，更關鍵的是建立行之有效的長效管護機制。

　　朱田村村民理事會組織村莊衛生大掃除

　　人居環境整治的人手不足一直是個難題，如選擇雇人，對村集體而言是一筆不小的開支。為盡可能節省成本，朱田村探索建立義工機制，充分盤活現有人手和資源。

　　義工的來源一開始是公益性崗位人員和政策性村民。全村共有生態護林員、婦女小組長等公益性崗位人員26人，以他們年待遇的20%為基數，按80元每天折算為義工天數，全村共折算總義工日124天。政策性村民包括建檔立卡貧困戶、低保戶、五保戶等，無勞動能力或其他特殊情況者除外，這部分村民共調動義工日233天。

　　有了義工機制的保障，朱田村人居環境一天天好起來。不過還不夠，村里環境好了人人受益，那么義工也應人人參與。從今年開始，朱田村推廣全民義工制，每戶村民都要承擔5個義工日或出80元每天，以此調動全村村民參與到人居環境共建、共治、共享中來。

　　家禽散養一直是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痛點和難點，為做好公共區域人畜分離，朱田村動員每戶村民采取2個義工、20根竹子、160元資金選擇一項的辦法履行義務。3個月時間，全村共設置圍柵2100余米，這項原需8萬余元投入的工程，6500元就完成了。

　　此外，朱田村還在村規民約中規定，全村居民每人每月交1元，作為公共區域衛生保潔費。“村民交錢后，一方面更自覺維護公共區域衛生，另一方面也自發監督起公共區域保潔工作，起到了雙向約束作用。”朱田村村民理事會會長何江峰說，如今村子不僅更美了，人心也更齊了。

　　朱田村村民理事會組織義工開展竹籬笆圍制，籬笆就地取材免費提供，義工自發參與勞動，既提升環境品味，又實現人畜家禽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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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眾熱情積小成大

　　一瓶洗發水，就把垃圾分類辦了

　　半月談記者 邵琨

　　一大早，山東省鄒城市太平鎮孫坡村保潔員楊芳就開始挨家挨戶上門收垃圾。

　　“可回收的放在綠桶里，不可回收的放在藍桶里，然后稱重，給村民打分，再記錄到本子上。”楊芳說，1公斤1個積分，每月進行一次兌換獎勵，用這些積分，村民可以換日常生活用品。20~40個積分可以換一袋有機肥，40~60個積分可以兌換洗發水、香皂等生活用品。

　　積分兌換物品的日子到了，鄒城市香城鎮北齊村的環境衛生垃圾分類管理辦公室一開門，村民們就圍上來說道：“這次積分不少，我要兌換一瓶洗潔精”“我要兩塊肥皂”……

　　為推動農村生活垃圾分類工作，鄒城市做了大量探索，也走了不少彎路。一開始政府推著群眾干，包辦代理垃圾分類，保潔員每人每月增加工資上門收集。

　　鄒城市市容環境維護中心主任步德行說：“那時候，懸掛條幅、上電視做宣傳，鎮干部包村，村干部包戶，給鎮村干部發補貼，每年花費約430萬元，但農村垃圾分類工作效果依然不好。”

　　鄒城市太平鎮孫坡村居民分類投放垃圾，保潔員分類收集

　　群眾的事情，還需發動群眾辦。垃圾分類兌換積分模式啟動后，村民垃圾分類熱情提升，村干部補貼不用發了，宣傳費用少了，保潔員的工作量少了，村民還逐漸形成良好的衛生習慣。

　　半月談記者在北齊村看到，秀美的小村莊民居古樸、街道整潔、綠化帶綠樹紅花相映。北齊村黨支部書記齊士湖說，去年年初，村里召開扶貧動員會，全村1300多人集中在一個會場，會議結束后，地上沒有一片紙屑、一個煙頭。

　　在鄒城，農村垃圾不僅實現分類，而且實現了資源化利用。村民將生活垃圾分為“可腐爛”“不可腐爛”兩類。

　　“可腐爛”垃圾由轉運員運送至資源化利用站，操作員對送來的垃圾進行稱重記錄。經預處理對垃圾進行粉碎、擠壓、脫水后投放至發酵設備，經過24小時發酵形成有機肥。

　　村保潔員對“不可腐爛”垃圾進行二次分揀，再按照“好賣”“不好賣”和“有毒有害”的標準分類處置。“不好賣”的垃圾納入“戶集、村收、鎮中轉、市處理”垃圾收運處理體系，統一運送至垃圾焚燒發電廠進行無害化處理；“有毒有害”垃圾按相關規定統一收運暫存進行特殊處理。

　　截至目前，鄒城市已建成鎮村垃圾中轉站30余處、垃圾分類資源化利用站30處，垃圾分類設施已實現鎮域全覆蓋，行政村覆蓋率達80%。

　　步德行說，鄒城市13個鎮每年僅需支出約75萬元，就完成了全市農村的垃圾分類工作。這一舉措節省垃圾分類推廣資金約355萬元，節省垃圾焚燒處理費用1000多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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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職工發光發熱

　　有了熱心和事佬，社區矛盾不上交

　　半月談記者 李平

　　走進浙江杭州市下城區文暉街道打鐵關社區，老人們在一起閑適地聊天，孩子們歡快地嬉戲，一幅和諧溫暖場景。誰能想到，這里從前是個“亂窩子”。

　　“那時候社區一年矛盾糾紛有100多起，我每天剛上班，就被社區居民堵在辦公室，辦公室里每天都是吵吵嚷嚷。”斯利民曾是打鐵關社區黨委書記，說起2006年初到社區任職時的情形，他依然心有余悸。

　　打鐵關社區和事佬在調解居民糾紛

　　當時，打鐵關社區有3類居民，一部分是拆村入城的村民，一部分是老舊城區的居民，一部分是在杭州購買了商品房的新市民。

　　“社區居民復雜多樣，矛盾糾紛和訴求也就非常多元和突出，當時1年的上訪量多達幾十起。”斯利民說，私搭亂建等引起的鄰里糾紛矛盾占50%、業委會與物業的矛盾占30%，再加上原村集體股份經濟合作社的利益分配問題等，“把我搞得焦頭爛額，社區干部明顯感覺力不從心”。

　　無奈之下，他們想到了依靠退休黨員，成立群眾性自治組織，幫助化解矛盾糾紛。于是2008年，以社區退休黨員為主體的和事佬協會成立。

　　和事佬協會成立之初就辦了一件利民好事。2008年5月，杭州擬打造沿大運河的一條游步道，需要向打鐵關和平小區推進20米，不少群眾不滿并上訪。和事佬協會出動，做政府與群眾的居間調停人，最后說服群眾同意向小區內推進10米，讓出的10米空間如今成為大運河的游步道和綠化區。小區居民飯后沿著大運河走走，生活質量也大大提高。

　　“做和事佬要受得了委屈，耍得了口才，鎮得住場子，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副熱心腸。”今年61歲的王月華，2016年成為打鐵關社區和事佬協會的一員，她說，除了調解居民矛盾，更多的時候，他們更像是居民的知心大姐或知心大哥。

　　據了解，每年社區都會統計和事佬調解的矛盾糾紛，經認可的，根據矛盾糾紛的大小、性質等，給予每件20元至50元不等的補助，但很多和事佬本身是退休職工和黨員，覺悟較高、加上又有退休工資，沒去領這份錢。

　　“因為有了和事佬協會，沒花多少錢，社區就變得越來越和諧。近3年來，社區矛盾糾紛類的投訴量每年下降25%以上，而找和事佬協會調解矛盾糾紛的每年增長10%以上，基本做到了矛盾不出社區，社區干部也可以抽身出來搞好公共服務了。”打鐵關社區黨委書記盛珺說。（記者 翟濯 毛振華 項開來 林超 閔尊濤 羅晨 邵琨 李平 刊于《半月談》2020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