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短短五個字，卻濃縮浸潤了千百年來，中華兒女對于古老中華文明厚重而豐富的情感：熱愛、敬畏、自信、自豪……那么，有著悠久歷史的中華文明究竟是如何起源、何時形成的？是不是確有五千年的歷史？她有著哪些特點……圍繞這些“最早的中國”之問，一代代中國學人用汗水與青春不斷追尋求索，每個中華兒女也滿懷關注與期待。

　　2002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啟動，這是一項承載著“中國考古學百年夢”的工程。來自50余家科研單位的近400名研究人員奔忙在40余處涉及文明探源的核心遺址，以田野考古為中心，采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多學科聯合攻關，將實驗室延伸至田野，不斷復原不同時期先民的生活情景，講述日益豐滿的起源故事，拂起了早期中華文明的神秘面紗。

　　中華文明五千年絕非虛言

　　早在西漢，司馬遷著《史記》就遇到一個難題：悠悠古史，從哪里寫起？太史公不由感嘆，“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近代中國命運多舛，三皇五帝肇始的古史傳統面臨動搖和坍塌。民族的命運與未來，有賴于對她的歷史過程的深刻理解。人們不約而同地將希望的目光投向新生的現代考古學，正如史學家翦伯贊所言，“由盲目的信古而進到疑古，更由消極的疑古，而進到積極的考古”，書寫中華文明早期歷史成為學人的自覺擔當。

　　然而由于種種原因，尤其是缺乏學科內部以及不同學科之間的協作，前賢始終沒能說清中華民族到底是何時及如何邁進文明門檻的。“這就成為我們這一代考古工作者的歷史使命，也是探源工程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探源工程負責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充滿激情地說。

　　隨著探源工程的不斷深入，浙江余杭良渚、遼寧牛河梁、山西襄汾陶寺、陜西神木石峁……一項項重要考古發現讓我們日益清晰地看到史前文化中透露出的文明曙光，也越來越真切地觸摸到早期中華文明脈動的韻律。

　　2006年6月，長期負責良渚項目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劉斌發現一條良渚時期的南北河溝，他敏銳地預判這里可能是圍繞莫角山遺址的古城墻。歷經一年多的調查鉆探，一座塵封地下5000多年、面積300多萬平方米的古城重見天日。城外還有長達35000米的大型水利工程，兼具防洪排灌功能。

　　其實，在追尋文明的曙光時，良渚一直吸引著考古人的目光。早在1977年，考古學家蘇秉琦面對遺址感嘆：“我看這里就是古代的杭州。”如今，一幅氣度恢宏的都邑畫卷徐徐展開：良渚古城巍然屹立，其內有以高聳的莫角山為核心的建筑群，其外水網密布，溝通著處處村邑和千頃稻田，祭壇和墓地散布其間，水利設施環護外圍……根據專家估算，良渚大城、水壩、莫角山堆筑土方量約為1200余萬立方米，共需3600萬人日工，或者1000人連續工作10年左右，此外還需有更多人提供后勤保障。劉斌表示：“良渚社會的復雜化程度及強大的動員能力，說明距今5200年到4500年期間，中國的長江下游地區已經出現初期的國家，進入了早期文明社會。”

　　2012年6月，內蒙古敖漢旗，探源工程的考古隊員正在對紅山文化遺址進行調查、測繪，幾塊獨特的泥質紅陶碎片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通過對周圍100平方米范圍內的耕地進行篩選、采集，不放過任何一點微小的碎片，考古隊員最終找到65片陶片，并精心拼對復原出一尊陶人。

　　這尊陶人通高55厘米，形象逼真、表情豐富，是目前為止能夠完整復原的紅山文化晚期最大的整身陶質人像。“陶人所代表的正是活生生的5000年以前我們先祖的形象，為研究當時的社會發展階段、原始宗教崇拜提供了最直接的考古實證。”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科研處處長劉國祥至今談起這一發現還激動不已，5000多年前的祭壇、女神廟、積石冢群……以牛河梁規模宏大的壇廟冢遺址群為中心的紅山文化，是中華五千年文明的一個實證，這一點越來越成為學界共識。

　　“距今約4200年的一個春天，晉南臨汾盆地中的陶寺，晨曦微露，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陶寺大城一片沉寂。東南城墻外一處特殊建筑內，上層貴族已經陳設好石磬、鼉鼓、俎豆和犧牲，肅穆以待。當春日的朝陽終于從塔兒山頂噴薄而出，霎時間，一道燦爛的陽光從第4道縫隙中精準地射入這特殊的建筑，直達圓心。”山西陶寺遺址發掘領隊何駑繪聲繪色地講述根據新發現的“觀象臺”遺跡復原出的古人“禮天”細節以及“居住在巨型城址宮殿里的王，如何通過祭祀來維持至高無上的權威”。《尚書》有關于堯“觀象授時”的記載，這些發現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堯天舜日的禮樂文明。根據陶寺遺址的年代、位置和規模，許多古史和考古學者認為它有可能是文獻記載中堯之都城——平陽。“至少可以據此認為，陶寺文化中期已經進入到早期國家的階段。”何駑對此很有信心。

　　“這些口弦琴可能承擔著共同的功能——溝通人神天地。”2018年5月21日，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孫周勇在發布會上興奮地宣布，石峁遺址出土了一批骨制口弦琴、管哨和陶制球哨。骨制口弦琴絕對年代距今約4000年，出土數量20余件，系目前國內所見年代最早的弦樂器。

　　石峁遺址位于陜西神木縣，探源工程專家在這里發現了目前中國新石器時代規模最大，超過400萬平方米的三重石構城址（分內城、外城、宮城）、形態接近“金字塔”式的大型人工建筑、貴族墓地等。據孫周勇介紹，石峁遺址發現了數量巨大、品類豐富的遺物，包括陶器、骨器、石器、玉器等。這表明距今約4100年陜北地區也已進入文明社會，豐富了中華文明形成過程的細節。

　　此外，安徽含山凌家灘、江蘇張家港東山村等遺址也獲得重要發現。這些都表明距今5300年左右開始，長江、黃河及西遼河流域的文明化進程進入加速發展時期。在距今5300至4300年期間，一些文化和社會發展較快的地區相繼出現了早期國家，“依照歷史記憶，可稱之為‘古國時代’，盡管還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從現在掌握的情況來看，這一時期已經步入文明社會的門檻，中華文明五千年絕非虛言。”王巍非常堅定地說。

　　揭開中華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紗

　　“需要指出的是，探源工程研究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的歷史，絕不只是要研究我們的文明究竟是否有五千年。作為一項迄今為止規模最大，參與學科最多的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綜合研究項目，它所涉及的問題既廣泛又復雜。”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陳星燦強調，比如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歷史格局是如何形成的，中華文明有何特點，為什么會形成這些特點等，都是工程重點關注的問題。

　　據悉，全國已有近百項考古發掘被納入探源工程，研究區域也從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逐漸擴展至整個黃河、長江流域以及西遼河流域。一張關于“中華文明演進過程”的年表逐漸浮出水面，中華文明初期的氣象逐漸清晰：距今6000至5000年前后，是社會復雜化和文明起源進程開始時期，呈現“滿天星斗”的態勢。到距今5000至4000年之間，逐步進入古國文明時代，生產和經濟技術進一步發展，區域文化整合明顯，出現了都邑性聚落或都城。到距今4000年之后的夏商周時期，進入早期王朝文明時代。

　　不同于其他人文社科項目，探源工程由科技部立項，除了考古、歷史、人類學之外，還整合了物理、化學、地質學、計算機、動植物學、醫學、天文學、遙感技術等廣泛的科學門類。比如，作為工程的關鍵支撐研究，測年技術得到長足發展，在國際同類百余家C-14測年實驗室數據比對中，北京大學年代學實驗室測年精度位居第五，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探源工程負責人、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表示，對文明起源的認識，也擴展到經濟技術、手工業、禮樂制度等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

　　年代測定給出了中華文明起源的時間坐標，那么，先民們怎樣生活，在怎樣的環境下創造了燦爛的文明？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科技中心研究員袁靖舉了個例子：初到二里頭遺址時不禁感到詫異，先民為何選擇在水患嚴重的伊河、洛河之間建城呢？環境考古復原出公元前1800年左右的古代環境讓人恍然大悟：當時的二里頭北靠邙山、南臨洛河，是塊風水寶地，后來由于洛河改道才形成現今的模樣。多學科聯合攻關，大大增進了對自然環境變化與各地區文明演進關系的了解。

　　“五谷豐登、六畜興旺”，是農耕社會的美好愿望。而對于科技考古學家來說，文明進程中的五谷、六畜、百工，都可以成為打開某個區域文明演進之門的鑰匙。粟、黍、麥、豆、稻或麻，遺址中殘留的農作物不僅讓我們了解先民吃什么、穿什么，甚至能從中解讀出某些文明興衰的密碼。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趙志軍認為，單品種農作物種植對環境的依賴性強，抗災能力弱，有可能是造成良渚文化突然崩潰的重要經濟原因。從這個意義講，“‘五谷豐登’并不是簡單的贊美之詞，而是中華文明形成的必要條件”。

　　新方法的加入，也使尋找過去幾乎無法回答的答案成為可能。比如，通過對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骨骼分析，可以大致確定其種屬、死亡年齡和特征，進而推斷出當時的飼養狀況。通過對人和動物牙齒中鍶同位素的研究，甚至可以判斷出他們的誕生地和有沒有經歷過長途遷徙。正是通過鍶同位素研究，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趙燕青發現二里頭遺址外來人口高達38%，甚至高于今天很多城市的外來人口比例。

　　多元一體、兼容并蓄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征，而這些早在文明初期已現端倪。據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副院長張弛介紹，工程專家對各區域間的文化互動和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形成的過程及其原因和機制有了總體性的認識。每個區域的文明化進程不僅時間上不同步，各自社會復雜化的原因、機制、方式等也不完全一樣，可謂多元并進、百花齊放。比如以黃河流域為重心的北方地區的農業生產特點表現為“谷豕是饗”，即以種植粟和黍為代表的旱作農業和以飼養豬為代表的家畜飼養業；以長江流域為重心的南方地區則表現為“飯稻羹魚”，即以種植水稻為主的稻作農業，以漁獵為獲取動物資源的主要方式。

　　從文明初期開始，各主要史前文化區之間的交流日益密切和深入，彼此吸收各自的長處，這也是各地區文明化進程加速的重要原因。同時，中華文明在形成過程中也開放性地吸收了周邊地區的先進文化因素，取長補短，與時俱進。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研究員李延祥的研究證明，我們的青銅冶鑄技術源自中亞地區，但迅速完成本土化，形成了自身的技術傳統并長期傳承。

　　多學科的參與，尤其是科技考古能夠填充細節，使文明史豐滿起來，有血有肉地呈現中華大地不同地區的史前文明匯聚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的社會發展面相。張弛指出，多元一體格局的確立和兼容并蓄特征的形成，為中華文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啟動了持續數千年綿延不斷的文明發展。“正是探源工程，讓中華大地上的史前文明故事因真實而更富魅力”。

　　探索符合中華文明特質的文明標準

　　1926年2月5日，正值小年，北京一片祥和喜慶，家家戶戶忙著過年。32歲的李濟卻匆匆收拾行囊，踏上晉南考古之旅。他懷里揣著清華學校校長曹云祥和梁啟超寫給當地官員的信，沉甸甸的，裝著的是整個中國知識界的厚望：以現代考古學確認中華文明的本土起源，重建中國古史。

　　正如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序中指出，“世界文化史的關于中國方面的記載，正還是一片白紙，恩格斯的《家族私產國家的起源》上沒有一句說到中國社會的范圍”，“這時中國人是應該自己起來，寫滿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紙”。

　　“事實上，有關中華文明的研究并不是從‘探源工程’才開始的，而是中國學術界近百年來的一項大任務、大課題。”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李新偉表示，探源問題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關系到民族認同和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命題。

　　長期以來，有關文明或國家的定義主要由西方學術界制定，中國學者少有發言權。國外考古學界普遍采用的文明衡量標準是冶金術、文字和城市。“隨著探源工程的持續進行，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中華文明的形成有自己的特殊規律。”劉國祥說，這也是探源工程的重要貢獻之一。

　　探源工程提出了一系列文明的標準，包括農業與手工業顯著發展，出現明確的社會分工；社會顯著的階層分化，高等級手工業制品的生產和分配為貴族所控制，埋葬貴族的大型墓葬和專門墓地以及禮制形成；出現了大型建筑和公共設施為主要標志的都邑性城市，并成為當時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暴力與戰爭成為較普遍的社會現象；出現了王權管理的區域性政體。

　　“文明形成的標志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當一個社會具有以上現象的大部分時，就可以判斷其進入了文明社會。”趙輝認為，中華文明是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原生文明之一，搞清它的起源與進程、性質與特點對于完善世界文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而探源工程針對中國古代資料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文明或國家標準，這是對世界文明史多樣性研究的重大貢獻。

　　可喜的是，這些標準也正在逐步為國際同行所關注和認可。2009年，國際權威學術期刊《Science》主動為探源工程做了系列成果推介，在西方引起巨大反響。2013年，首屆世界考古（上海）論壇上，經過40余位各國考古學家匿名投票，“中華文明探源研究項目”被評為世界重大考古研究成果，工程子課題良渚遺址和石峁遺址的發掘雙雙入選“世界十項重大考古發現”。

　　王巍饒有興趣地告訴記者，當諸多國際頂級考古學家實地參觀良渚遺址時，他曾詢問他們，這樣的遺址是否可以稱為文明？回答眾口一詞：“當然是文明！如果這都不是文明，那什么是文明？”

　　在2015年的第二屆世界考古（上海）論壇上，世界著名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對探源工程中以良渚、石峁、石家河等為代表的中心性遺址的考古工作給予極高評價。他預言未來10年內將會在世界范圍內掀起對中國文明研究的高潮。

　　在劉國祥看來，探源工程團隊是有著遠大抱負的，不僅要追溯中華文明的源頭，同時還要推進中國考古學的“科學化、國際化、大眾化”。圍繞著探源工程，一系列公眾考古活動亮相：“走進二里頭，感知早期中國”“早期中國——中華文明起源”展覽以及“文明探源公眾考古論壇”等，及時把工程最新成果向公眾反饋，實現了考古學向大眾的回歸。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民族具有5000多年連綿不斷的文明歷史，創造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正如多位參與工程的專家所指出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使命，不僅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而且有利于增強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

　　“我們身在中國，需要研究祖先的文明，這是責無旁貸的。”陳星燦表示，未來，中國的考古工作者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在文明交流的大格局中，要推動中國考古走出去，向世界講好文明起源的中國故事，使中國從考古資源的大國變為考古研究大國和強國，同時也為增強文化自信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考古人的力量。（記者 戶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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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聶晨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