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倫故居》
“我在非洲時有個農場，在恩恭山脈的腳下，赤道從這些高地一路走過，向北綿延幾百英里。我的農場在6000 英尺的高度上，白天的感覺高得接近太陽，而早晨和夜晚則清澈寧靜，夜深時還有些冷。”丹麥作家卡倫在自傳體小說《走出非洲》開篇中描述的農場，就坐落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西郊。
《走出非洲》是根據卡倫同名英文小說改編的電影，1986 年獲得七項奧斯卡金像獎。寫過《乞力馬扎羅的雪》的海明威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曾說過一句廣為人知的話：“如果《走出非洲》原作者，美麗的伊薩克·丹森（卡倫筆名）得過此獎，我今天會更高興。” 卡倫和海明威都是屬于20 世紀中葉成名的那一批作家。他們往往都有一個共同點：喜歡只身游歷世界，年輕時就遠遠地離開出生地，帶著一顆悸動的心去飄泊，直到遙遠的非洲。他們浪跡天涯的身世，本身就是一部傳奇。
現實生活中的卡倫，是丹麥西蘭島貴族的后裔。早年就讀于哥本哈根藝術學院，后到巴黎和羅馬學習繪畫。1917 年，卡倫夫婦來到非洲，在內羅畢市郊買下占地6000 英畝的咖啡園。1921 年，卡倫與放蕩不經的丈夫離異后，獨自在此居住到1931 年。
一次獅口逃生的離奇經歷，使她無可救藥地愛上了英雄救美的英國人丹尼斯。伊頓公學畢業的丹尼斯是位飛行員，酷愛打獵。乘上丹尼斯的小飛機到藍天飛翔，卡倫覺得自己是在“通過上帝的眼睛”俯瞰美麗富饒的非洲大地。但這樣的浪漫只持續了五年，丹尼斯在駕駛一架雙翼飛機狩獵時失事，她失去了他，唯留下銘記終生的愛情往事。直到今天，卡倫故居還有一張擺放著打字機的小木桌，當年每天夕陽西下的時候，她都拉起窗簾，守望在窗前，默默地面對遠方的恩恭山，等候愛人歸來。
1963 年肯尼亞獨立時，丹麥政府出資購買了這所故居及附近6 英畝土地，贈與肯政府，后建成卡倫·布力圣博物館。《走出非洲》熱映后，卡倫從而也使肯尼亞在國際上聲名鵲起，如今故居旁幾乎所有的酒店、餐館、高爾夫球場，均以卡倫命名。
2013 年夏，我到肯尼亞出席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會議。工作之余，我請非洲總分社社長王朝文安排，去看一下慕名已久的女作家卡倫的故居。
我是帶著尋夢的心情來到卡倫故居的。這是一座偌大的莊園，開闊的草場，參天大樹，凌霄花編織了一道長長的籬笆墻。花木掩映間，是一棟和非洲民居截然不同的歐式鄉村別墅，優雅的白色英式門窗，舒適的遮雨回廊，淡褐色石墻經歷熱帶風雨的洗刷，已經頗有些斑駁。屋后還有一株高大的非洲火焰樹，樹冠綴滿灼目的紅花，草場盡頭果然可以望見連綿的恩恭山。
莊園很靜，草場很大，是一幅油畫般的唯美畫卷，彌漫著淡淡憂傷。門庭擺放著嬌嫩的鮮花，就像女主人才剛剛離開房間，并未遠去一樣。故居掛著卡倫的畫像，一切都按照主人生前日常起居的生活擺放，讓人不禁緬懷那位異鄉的姑娘。她來自遙遠的丹麥，曾一個人擁有這座農場，擁有一位英俊的英國貴族青年的愛，擁有一段靜靜寫作的時光。她在東非高原上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又把自己的生活寫進文學作品。
時光流逝，這段白人殖民者在非洲大陸的往事，仍令人心生眷戀。站在童話般的美麗小屋前，你甚至會難以相信，女主人怎么會忍心離開，離開這個寫滿了動人愛情故事的地方。
航拍世界最大瀑布
早餐的藤桌椅就安放在草地上。清晨的空氣清爽，陽光明媚，蜜蜂嗡嗡地飛，落在涂抹黃油和果醬的面包片上。喝著兌了咖啡的熱牛奶，望著前面東非裂谷上空白蒙蒙的霧氣，耳畔是隱隱如雷的瀑布聲。
我們下榻的津巴布韋瀑布城，有一座維多利亞時代的充滿殖民建筑韻味的花園式庭院，名字叫維多利亞酒店，以紀念當年維多利亞女王曾在這里住宿。酒店面對維多利亞大瀑布而建，后花園的高大旗桿的柱基上鐫刻著兩行英文地名及阿拉伯數字，注明瀑布城到北非和南非的距離：
CAIRO 5165 MILES（至開羅5165 英里）
CAPE TOWN 1647 MILES（至開普敦1647 英里）
100 多年前，經略英屬殖民地的歐洲人胃口很大，把整個非洲都當成了盤中餐。那時，他們把贊比亞建成礦產資源出產地，把津巴布韋建成倫敦的后花園，瀑布城就成了非洲版圖的中心。開疆拓土的大不列顛殖民者，就在這里系上雪白的餐巾，享受著移植來的歐式文明。
100 多年后的今天，殖民地的歷史已經結束，但令人感慨的是，坐在餐桌旁悠閑啜吸芒果汁的仍舊是白人，穿著雪白的侍者服裝穿梭服務的，仍是黑膚色的男人，打掃房間的也依然是黑膚色的女人，生活似乎一切如故。
和酒店迎面相對的維多利亞瀑布，是世界上最大的瀑布。1855 年，一位名叫戴維·利文斯頓的英國傳教士，劃著一葉獨木舟在贊比亞河上順流而下，他突然發現，這條氣勢磅礴的大河瞬間消失了，滔滔河水傾瀉進令人恐怖的深淵里。他后來在日記中寫道：“我不明所以，于是戰戰兢兢地爬到懸崖邊緣，看到一個巨大的峽谷，把那條1000 多米寬的河流攔腰截斷，使河水下墜了有100 米。”死里逃生的利文斯頓，是第一個親眼看到這條瀑布的白人（或許還有看到了瀑布卻未能生還的歐洲人），他驚喜地向英國王室報告自己的地理大發現，并以女王的名字為這個瀑布命名。
乘直升飛機空中航拍，是一次終生難忘的經歷。透過為專業攝影師開敞的大尺幅攝影窗口，大瀑布上游浩瀚的水系盡收眼底。只見莽莽原野上，贊比亞河靜靜地緩慢流淌，在地勢開闊的玄武巖河床上形成湖泊般的辮狀水系。舒緩的河水遇到非洲大裂谷，倏然加速，猛地從107 米的陡崖上跌入峽谷，浪花激起高達300 米的白色水霧，壯闊的場面令人嘆為觀止。旅游資料介紹，維多利亞瀑布寬度超過兩公里，水霧形成的彩虹遠隔20 公里外就能看到，寬度和高度比北美洲尼亞加拉瀑布大一倍還多。
《在非洲大陸的最南端》
如果說非洲大多數國家給人的印象是貧窮落后的話，南非則猶如文明世界的一塊飛地，景觀完全不同。尤其是置身于歐洲人評價的“世界上最美麗的城市開普敦”。在這里，一棟棟小樓背山面海，顏色明快，造型優雅，鮮花擁簇。從桌山腳下驅車一路駛去，沿著弧形的濱海大道一直抵達非洲陸地的最南端，是天涯海角的一片似乎生了斑斑紅銹的礁巖。在這里，海風颯颯，永無息止地敲打著那塊寫著“CAPE OF GOOD HOPE/18°28′26′′EAST/34° 21′25′′SOUTH”的木牌。
位于非洲西南端岬角的“好望角”，最初的名字是“風暴角”，海浪洶涌，多暴風雨，是來自印度洋溫暖的莫桑比克厄加勒斯洋流和來自南極洲水域寒冷的本格拉洋流的匯合處。這樣一個極為普通的岬角，遙遠、偏僻，卻從1488 年開始突然熱鬧起來，因為這一年的春天，葡萄牙航海家迪亞士率領雙桅帆船首次出現在岸邊，并在非洲最南端的崖石上刻下葡萄牙盾形紋徽和國王約翰二世的名字。葡萄牙國王由此看到了通往東方的希望曙光，遂把這個岬角命名為“好望角”。以此為起點，葡萄牙人的船隊最先由大西洋進入印度洋，先后征服了印度的果阿，控制了馬六甲海峽，占領了印尼的香料群島，取得了中國澳門的租住權。
從此以后，掛著英國、荷蘭、西班牙等形形色色國旗的海盜船隊爭先恐后繞經好望角，過江之鯽般向印度洋和南中國海疾駛而去，遠東的歷史由此改寫。
我們來到好望角這天，海面上水波不興，陽光和煦。站在礁巖上拍照，似乎沒有幾艘輪船駛過，連游人都很少光顧。誰曾想，就是這樣一個地球的偏僻角落，卻在人類航海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一頁，那深藍的天空下，開闊的水域里，嶙峋的崖石旁，風聲尖厲地呼嘯，仿佛能從中聆聽到歷史悠長的回聲……
有時像細膩的絲綢，有時像堅冷的冰
飛機掠過烏蘭巴托，進入俄羅斯腹地，耳機里回響著《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旋律，讓人不禁陷入遐想。機艙航線顯示屏上，延伸著幅員遼闊的綠色版圖，那是多么大的一片郁郁蔥蔥的針葉林！
我們新華社新聞代表團從北京啟程，一夜之間便橫穿亞歐大陸，越過烏拉爾山麓，飛臨波羅的海，降落在圣彼得堡。
漫步在水面開闊的涅瓦河畔，走過石砌的古堡、尖聳的教堂、輝煌的宮殿，就不由想到一位偉大君主的名字——彼得大帝。當今世界上，又有哪座城市能像圣彼得堡一樣，按照一個人繪制的藍圖一夜起步，同時完成？彼得堡，是彼得大帝留在涅瓦平原的煌煌史冊。
城市是一部石頭寫的書，這部書，是需要用腳來閱讀的。只有你親自來到夏宮，沿著那條舉世聞名的用噴泉和銅雕、鮮花和綠地組成的花園大道走下去，一直走到水邊，面對波羅的海的浩瀚波瀾，你才會懂得，這座橋頭堡式的城市對于當年俄羅斯的意義。1703 年開始建造新城的彼得大帝，把他的版圖向西大尺度鋪展，也把他的民族大踏步地引領到一個出海口前，俄羅斯從此成為一個走近歐洲走向世界的有海的國家。
《月亮與六便士》，這是我在冬宮里一再想起的英國作家毛姆的名作，因為我在這座恢宏的博物館里，居然看到了小說的主人公高更的一張張原畫。感動之下，凝視良久，那熟悉的線條，夸張的色調，恍惚間竟有某種穿越感，仿佛直接看到了塔希堤島花香撲面的熱帶植物和皮膚黝黑的土著女人。
不僅僅是高更，還有莫奈，賽尚，雷諾阿，倫勃朗，畢加索，馬蒂斯……一幅幅似曾相識的世界名畫接踵而至地進入眼簾，讓人幾乎透不過氣來，不敢相信眼前都是原作。熟稔繪畫藝術的新聞代表團團長、新華社社長李從軍駐足荷蘭畫家倫勃朗的《花神》前，細細揣摩畫布上的筆觸。他告訴我們，倫勃朗的畫很難摹擬，因為他的油畫顏料是自己配制的，其中還包括礦石原料。
紅場，我遠遠地注視過多年的地方。
紅場的建筑比想象中的還要漂亮。夕陽輝映下的克里姆林宮，塔樓尖聳，色彩炫目，特別是東正教教堂采用拜占庭式的圓頂，并按照自己民族的審美觀，把這種蔥頭式的圓頂從單個變為多個，遠遠望去，紅場南側的瓦西里教堂塔頂高低錯落，五色繽紛，交相輝映，已達建筑美學的極致。據說，伊凡四世大帝為了防止世上別處再出現如此美麗的教堂，居然在教堂落成之日下令弄瞎建筑師的眼睛。
如果說彼得堡是俄羅斯偉岸的男人的話，那么莫斯科就是俄羅斯俊俏的女人。
車出莫斯科，我久久地眺望著窗外。 廣袤的原野，洶涌的大河，冷酷的嚴冬，漫長的白夜，這是俄羅斯人棲息繁衍的環境，也是民族性格形成的原因。
或許從普希金的詩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長篇，衛國戰爭時期的歌曲中，我們就能體味到那種堅忍、驕傲、剛毅、柔情和淡淡的愁緒，既使在歌詠生活幸福的旋律中，描繪人生美好的畫布上，也透著一縷深深的抹不去的憂郁。這就是俄國人，有時像細膩的絲綢，有時像堅冷的冰。
歷史上，俄國人從沒有在生死攸關的戰爭中被擊潰過，這是他們引為高傲的民族底氣；但在當代東西方對峙的冷戰中，卻又飽嘗挫敗，這給俄羅斯人的性格中增加了復雜的一抹暗色。莫斯科分社的記者告訴我，普京有句名言“誰要是想否認蘇聯，誰就是忘恩負義；誰要是想回到蘇聯，誰就是頭腦混亂。”這話講得發人深省。
因為，作為俄羅斯總統，普京是把國徽上的圖案從前蘇聯的鐮刀錘子重新恢復為沙俄時代的雙頭鷹的人。
家族銀行·江詩丹頓·質子對撞機
2012年夏天，我參加中組部舉辦的領導干部信息化培訓班，有幸來到瑞士洛桑學院這樣的全球排名領先的歐洲名校。
學習期間，校方知道大家對瑞士銀行很感興趣，安排了一次對日內瓦金融業的調研。我們去的銀行名字很生僻，叫隆巴德奧迪耶。早就知道瑞士銀行為儲戶保密的制度之嚴，但從沒想過瑞士銀行如此低調。來到這家銀行的門口，沒見到摩天大廈，羅馬廊柱，竟然連招牌都找不到，只是在一個很不起眼的地方，見到一個很不惹人注意的logo，門庭也看不見熙來攘往的客戶，冷清得出奇。據說從這里寄出的給全世界儲戶的通知，一律都是白信封，除了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從來沒有銀行的任何標志，以免引起他人的注意。如今隆巴德奧迪耶銀行與時俱進，和用戶的溝通已經上了互聯網，并有一套復雜程序。雖說形式變了，行事的宗旨絲毫都沒有動搖，還是單線聯系，密鑰管理，為儲戶守口如瓶。
說起瑞士，不能不說到瑞士手表。學院所在的洛桑，是著名的富人區，也是瑞士的表都。洛桑老城區的專營店里，燈光晶瑩剔透，名表燦若繁星，讓人目不暇接。百達翡麗、江詩丹頓、寶璣、積家、寶珀、伯爵、萬國……世界頂級名牌應有盡有。到了瑞士我才知道，在國內知名度很高的瑞士表，像歐米茄、勞力士，在洛桑只是二線品牌。據統計，瑞士手表約200多個品牌，每年產量3000萬塊，95%供出口，平均價格650瑞朗，出口額為200億瑞朗，高中端手表占世界市場的90%。
歷史上，瑞士是一個貧困的國家。但如今，瑞士又是最富裕的國家。
說它貧困，是因為它資源匱乏。在富國俱樂部里，和卡塔爾、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這些國家相比，它沒有油田氣井；和澳大利亞、德國相比，它沒有鐵礦煤田。瑞士的國土只有4萬平方公里，多為山地，又沒有出海口。由于沒有任何自然資源，到了所有的工業原料都必須從國外進口的地步。
說它富裕，是有實實在在的統計數據。如果按經濟總量，世界上最富的國家是美國；但若論人均財富，世界上最富的國家是瑞士。多年來，瑞士以人均財富64.8241萬美元，始終傲居全球榜首。近年來，由于金融風暴的沖擊，花旗銀行股價大跌，日內瓦湖畔住在洛桑別墅里的那些富人，幾乎家家都能把這家市值縮水的銀行買下來。
當然，領先的不僅僅是人均持有的瑞士法郎。
到瑞士旅游的人們，往往只看到了這個“歐洲花園”田園牧歌的一面，卻忽略了在日內瓦湖畔的如畫風景之下，還深藏著一個世界最大的質子對撞裝置。這個對撞機隱身在瑞士和法國交界地區地下100米處，在日內瓦湖附近形成一個總長27公里的環型隧道，是有史以來人類研制的功率最大的物理學設備，由總部位于日內瓦的歐洲核子研究中心操作，來自全球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7000名科學家參與了這一裝置的科研和建設。
如果問瑞士人：什么是你們最重要的資源？得到的答案十有八九會是“延綿的雪山，還有我們的頭腦”
歷史課堂：歐也妮皇后的會客廳
當我走進楓丹白露時，才真正體會拿破侖緣何會在艾勒貝島上的回憶錄中寫到“楓丹白露是真正國王的住宅，世紀的宮殿”。Fontainebleau 意為“美麗的泉水”，這里的森林是法國最美麗的森林之一，橡樹、櫪樹、白樺和各種針葉樹密密層層，宛若一片碩大無比的綠色地毯。每逢秋天，層林盡染，我國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給這里起了一個極小資的譯名“楓丹白露”，雖然是按發音譯成的中文名字，但和香榭麗舍大街一樣，是翻譯史上難得的神來之筆，讓人讀起來不覺陷入美麗遐想。
楓丹源于秋色蕭瑟，楓葉紅彤，白露則指日光鋪瀉, 露水瑩瑩。但名字的氣韻還遠不足以涵蓋真正的楓丹白露。位于森林中的楓丹白露宮曾經是法國國王的行宮別苑，現在則是國家博物館。楓丹白露是法國歷史的一個縮影。
有新華社巴黎分社社長鄭春陪同，參觀楓丹白露博物館那天，館方特意請我們看了一個平日不大開放的展室。這個房間在行宮一樓，一扇不起眼的小門，似乎從沒有觀眾光顧，顯得門庭冷落。誰知推門亮起燈，里面卻別有洞天，一派金碧輝煌。
我說金碧輝煌，是因為房間里的藏品全是中國的珍寶文物，好像一步跨進了故宮展室，眼前盡是金佛、玉器、瓷罐、漆屏，數不勝數，美不勝收。我的視線最先被壁柜里的玉擺件吸引住了，玉壺、玉瓶、玉碗、玉盤，晶瑩溫潤，都是潔白細膩的和田玉，明顯出自宮廷造辦處。還有那扇玉插屏，這么大塊的純色羊脂玉原料，國內早已絕跡。《現代快報》總編輯趙磊尤其喜歡瓷器，面對滿屋琳瑯滿目的瓶瓶罐罐驚羨不已。他晃著光頭，痛惜地告訴大家：這屋里隨便拿出哪一件將軍罐，到國內去拍賣，都應在億元以上。誰能想到，能拍出天價的粉彩大罐都堆在這里，就這么上下三層地疊放著！
不用介紹也不難看出，這屋里收藏的不是一般的文物，應該都是皇家的東西。
陪同我們參觀的是館方一位研究東方文物的女士，看到我們詢問的目光，她痛快地坦承，這些展品均來自中國，是1860 年英法聯軍從圓明園“帶”回來的。
這里展示的有320 件，還有700 多件藏品放不下，存在庫房里。她說，楓丹白露是法國皇帝生活的宮殿，這間大套房，是拿破侖三世的皇后歐也妮的私人會客室。
這位出生于西班牙格林納達貴族家庭的皇后，當時與奧地利的伊麗莎白皇后（即茜茜公主）并稱為歐洲兩大美人。1861 年，歐也妮皇后在楓丹白露巡游時，要求建筑師阿萊克斯巴卡樂為她修建一個大型會客廳，用來收藏來自遠東的藝術品。由此，楓丹白露便有了根據女主人鑒賞習慣布置的中國文物廳，以黑色與金色為基調作為裝飾。其中，客廳天花板下華麗的景泰藍大吊燈給人印象深刻，這是設計者巴爾巴蒂突發奇想，用中國香爐蓋改制而成。歐也妮皇后會客室里文物的擺放，體現出那個年代收藏者的共性，即喜愛繁復堆砌，不喜歡留白，根據物品的器形和可用空間，不管材質、年代，全部填滿了事。館內存放著一對金瓶，非圓明園藏品，而是中國皇帝的贈予。難怪歐也妮皇后曾感嘆：“每年中國皇帝都不忘贈送珍寶玩物為我慶祝生日，而我回贈的卻是軍隊。”
臨別時館方非常客氣地征求意見，于是便有了以下一段對話。
“這些玉器擺件都是中國最好的和田玉，可惜保管方法不對，出現了問題。”我駐足認真地說出自己的看法。
“出了什么問題？”那位法國文物專家頗為驚訝。
“因為管理人員不懂得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涂油保護，有的玉器已經干燥得出現綹裂。當然這又說明一個問題。”
“說明什么問題？”說到文物保護出了問題，她很緊張。
“說明你們在保護這些中國文物方面缺乏經驗，而中國故宮博物院的保護條件要好得多。我認為，現在該讓這些中國文物回家了。”
法國女士看出我們一行臉色不對，也頗為尷尬。她思忖片刻，終于聳聳肩，決定用沉默代替回答。
劍橋大學有一塊《再別康橋》的詩碑
《再別康橋》的詩名太大，以至那天我剛拜訪完路透社，就急不可待地請新華社駐倫敦分社社長高殿民為我備車。我告訴他：“早就想去看看康橋。”
康橋就在劍河上，劍河是一條穿繞劍橋大學城的河。當我如愿以償地坐上木舟，在清澈見底的劍河上劃過時，綠草如茵的岸邊閃現一座中世紀哥特式的歐洲古城堡，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國王學院，從這里，走出過多位英國首相、殖民地總督和諾貝爾獎獲得者。
1920 年，詩人徐志摩違背父親的意愿離開哥倫比亞大學，來到劍橋大學當了特別進修生，在國王學院度過了一年多無憂無慮的時光。在這里，徐志摩開始步入文學殿堂。也是在這里，徐志摩遇見了林徽因，兩人曾在劍河岸邊漫步，留下一段佳話。康橋歲月成了徐志摩一生的轉折點。徐志摩后來在《猛虎集·序文》中自敘了這段時光對其一生的影響:“在24 歲以前，他對于詩的興味遠不如對于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正是康河的水，開啟了詩人的性靈，喚醒了久蟄在他心中的詩人的天命。”1928 年7 月的一個傍晚，徐志摩故地重游，一個人悄悄來到久別的母校，懷念逝去的美好歲月，但已經沒有人認識他。前來尋夢的詩人，悵然若失。11 月6 日，在歸途的南海上，詩人吟成了這首傳世之作——《再別康橋》。
康橋原來是一座極普通的拱橋。從康橋走過，我們一行意外地發現橋頭一塊石碑，上面居然用中文鐫刻著《再別康橋》那熟悉的詩句：“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原來中國詩人徐志摩在康橋旁還有一塊詩碑。碑上文字沒有英文注釋，應該是中國留學生的手筆，抑或是哪位華裔商人的捐助？這塊詩碑居然能立到劍橋大學校園，徐志摩的粉絲真是法力無邊！
其實我們都猜錯了。立碑者原來是一位劍橋大學的教授，著名社會人類學家艾倫·麥克法蘭。這位在劍橋大學任教長達34 年的英國人，曾向媒體講述這塊詩碑背后的故事：我知道徐志摩，是因為劍橋大學的一棵柳樹。當時要移走那棵柳樹，但有人反對。我很奇怪，這棵柳樹為什么不能砍？后來才知道，有個中國詩人叫徐志摩，曾在劍橋大學寫了一首關于劍橋的詩——《再別康橋》，這棵柳樹正是詩里寫到的那棵樹。之后，我來中國旅游，在長江邊的一個小村莊吃飯，當地人問我從哪里來。我回答，劍橋大學。沒想到周圍的人異口同聲說那就是徐志摩寫《再別康橋》的地方。我頓時覺得徐志摩很了不起，讓萬里之外的人認識了劍橋。從那時起，我開始研究徐志摩。在當時，徐志摩是一位學習西方文化的先行者，他把西方的文化帶到中國，促進了東西方文化交流，所以我建議學校立碑，一來是紀念這位文化使者，二來希望能吸引更多的中國優秀學生，到劍橋來求學、深造。
2008 年7 月8 日，在《再別康橋》誕生80 周年之際，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在劍河畔為中國著名詩人徐志摩立了詩碑。用來鐫刻著名詩句的白色大理石，質地與北京紫禁城內大理石完全一樣，寓意為連接中國和劍橋的紐帶，詩碑上沒有英文，似乎專為懂中文的人們而立。
我用相機記錄下詩碑，碑石正面這兩個參差錯落的平面之間或許是省略號，告訴人們這相隔的詩句之間還有多少段落，多少故事……
小城布魯日
緩步走在布魯日那高高低低黝黑發亮的石子路上，河渠如網，游船如織，大小橋梁隨處可見，一棟又一棟火紅、明黃、天藍、橘橙等色彩明麗的房子依河傍水，掩映在桃紅柳綠中，窗前澆花讀書的居民身影依稀可辨。這恬靜悠然的水城風光，使來自鬧市的人恍如隔世。外交部的朋友章啟月，曾在2005 年赴布魯塞爾任中國駐比利時大使，她向我熱情推薦過布魯日。此次終于成行，這座號稱比利時最美的小城確實沒有讓我失望。
布魯日位于比利時西北部弗蘭德平原，距北海14 公里，中世紀曾是歐洲著名的港口和商埠。最初統治者為了抵御海盜在這里修建了城堡，后來城堡漸漸擴大為城市。“布魯日”是弗拉芒語“Bruges”的音譯，意為“橋”，準確地講，布魯日應叫作“橋城”。
坐在碼頭排隊等候乘船游覽，給我的感覺卻是休息，也是欣賞。四周的寧靜讓每一個細胞都懶散下來，有時，懶散是個不上進的貶義詞，而此時，面對一幅幅油畫般的自然美景，懶散就是放松，是自我陶醉和調理，是對一種失而復得的生活的眷戀……
馬蹄敲擊著中世紀的石板路，發出清脆的“得得得”聲。坐在馬車轎廂里在狹窄的街道間穿梭，你可以體味當年富足的布魯日人的生活情趣。500 座橋編織起的水城風貌，隨著馬車奔馳，一步一景地映入眼簾。如今，小城完好地保存了中世紀的整體風貌，護城河、城墻、石板路完在，市區內幾乎見不到機動車和柏油路。小城特有的生存方式，讓人遠離了汽車尾氣，藍天上看不到一絲烏云，更沒有北京揮之不去的霧霾……
最愛梵高畫布上的那一抹金黃
阿姆斯特丹，是一座記憶被咸味兒的海風打濕的城市，進入我鏡頭的有一道道人工河縱橫織就的水城街景，有色彩鮮艷的童話般的風車鎮。如果一定要我說哪一個去處是最喜愛的話，那還是內心久已向往的一座美術館：梵高紀念館。館內藏有700 多幅傳世真跡，其中油畫200 幅，素描500 幅，很多藏品在世界美術界都大名鼎鼎。
在畫家的故鄉近距離地觀賞他的名畫，感受是不一樣的，特別是走上二樓畫廊，那幅著名的向日葵突然出現在眼前的時候，我的第一感覺竟是震撼：畫布上一大片溫暖的金黃放肆地照耀著，甚至有點兒亮晃晃地讓人睜不開眼，就像面對太陽放射出的萬道光芒。仔細看去，一簇簇葵花顏色又是不一樣的，有秋葉的明麗，有黃金的眩目，還有落日的輝煌，甚至畫筆的每一抹都自有微妙的區別。過去我印象里梵高的畫作筆觸粗獷，現在逼近原作細細觀察，方知大謬不然。拿這幅《向日葵》來說，原來金色葵花的每一筆都調進了不同顏色，金黃的底色中還有絲絲縷縷的赤橙黃綠青藍紫，細膩之極，華美之致。
梵高紀念館給我上了一課：同是一幅名畫，萬里之外翻看印刷的畫冊，和近在眼前觀賞原作，竟有天壤之別。
行走在給世界留下太多印記的國度
有人總結，有五個猶太人建構了西方世界的精神框架，某種意義上可謂改變了全世界：第一位是摩西，他說一切都是律法；第二位是耶穌，他說一切都是苦難；第三位是馬克思，他說一切都是資本；第四位是弗洛伊德，他說一切都是性；第五位是愛因斯坦，他說一切都是相對的。
對這樣的歸納，我不敢茍同，但這五個猶太人中，有三位為德國人卻是事實，可見德意志確實給這個世界帶來太多印記。這是一個底蘊深厚的國家，又是一片人物輩出的國土，德意志奉獻給人類的，既有提出“絕對精神”構建客觀唯心主義體系的黑格爾，又有機械唯物論的創建者費爾巴哈；既有共產主義的導師馬克思，又有納粹德國的元首希特勒；既有寫出《少年維特之煩惱》和《浮士德》的歌德，又有譜寫了《命運交響曲》《田園交響曲》的貝多芬。此外，德國還會讓人想到搖滾歌星妮娜、賽車手舒馬赫、“網球皇后”格拉芙和“足球皇帝”貝肯鮑爾……
人們常說，法國人浪漫，德國人嚴謹。只要是有關德國的人或事，大多都被打上嚴謹或者刻板之類的標簽。當我驅車千里從柏林到法蘭克福，行走在這個景色優美、文化燦爛的國度時，不時會想起它給世界留下的種種話題。奔馳、寶馬、大眾等知名品牌的汽車自不必說，德國生產的攝影器材同樣撩人，萊卡、蔡司、祿來、福倫達、施奈德、康泰克斯，其中任何一個名字在世界攝影史中都大名鼎鼎，能擁有經典款式的萊卡相機，是多少攝影師的夢想！一臺萊卡在手，那分量，那鏡頭，那手感，每一個平面、按鈕、接縫都完美得無可挑剔，你完全可以不把它當作一件攝影工具，而是作為一件傳世的藝術品來收藏。
當然還有建筑，無論是戰后加了玻璃穹頂的柏林帝國議會大廈，還是雙塔高聳入云的科隆大教堂，都令人贊羨不已。時任新華社柏林分社社長的黃泳，在送代表團赴法蘭克福的路上，還陪同我們順訪了勃蘭登堡州的首府波茨坦，那里是德意志昔日的皇宮。方圓290 公頃的皇家園林里，有普魯士國王腓特烈親自設計的夏宮“無憂宮”，有夏洛騰豪夫城堡和奧蘭捷利行宮，大樹參天的園林深處是堂堂威勢的新皇宮，廊柱巨大、雕塑眾多的巴洛克式宮殿里，裝飾奢華的廳堂臥室多達200 余間。
波茨坦還有處歷史建筑值得一看，就是因舉行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波茨坦會議而聞名的采茨利恩豪夫宮。這幢臨湖而建的別墅，是英式鄉村風格的宮邸，霍恩索雷倫家族的末代王子威廉及其家人曾居住于此。1945 年7 月17 日—8 月2 日，美、英、蘇三國首腦選擇了柏林西南郊這座沒有被盟軍飛機炸毀的豪宅，共商對德國的戰后處理以及使日本投降的對策。當年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聚首的會談室，如今仍按原樣保存著，供游人參觀。我還很少見過這樣美輪美奐的大房子，采茨利恩豪夫宮不僅內部裝飾精致，而且外檐設計也別具匠心，特別是房前屋后的圓形苗圃，更似給這幢鄉間別墅裝飾了華麗的花環。
新華社在德國外交界的名氣很大，一則是在建交前，中國在西德沒有大使館，唯一能代表官方的就是新華社波恩分社，當年莊則棟率中國乒乓球隊訪問西德，都是首席記者王殊以中國駐德機構的身份去機場迎接；二則是中國和西德建交，新華社記者王殊功不可沒，他從駐西德記者到駐西德大使，在當地政壇傳為佳話。
我和王殊是忘年交，在他家里閑聊時，聽他講過這一段經歷及許多幕后故事。王殊是1969 年底被總社派到西德任波恩分社首席記者的。他在西德廣結善緣，跟在野黨的人也成了很好的朋友。那時德國還沒有現在這么多的中國餐館，在野黨的領袖常被他請到新華社波恩分社去吃中國菜。當時國內對西德有很深的偏見，普遍認為戰后德國軍國主義和復仇主義仍占主導地位。王殊則通過實事求是的調查后認為，在西德，占主導地位的是和平的聲音，而不是軍國主義和復仇主義。他在發回國內的參考報道中提出，中國和聯邦德國建交的時機已經到來，特別是可以通過在野黨做工作。他的建議，經總社編輯部印送領導機關，得到了中國政府和毛澤東主席的重視，外交部正式發出邀請，他就把施羅德這些人帶到中國吃北京烤鴨來了。后來西德大選，在野黨成了執政黨，這些人成了新的政府首腦，兩國外交關系也水到渠成地建立起來。周總理說了一句話：“新華社有人才”，把王殊調到外交部，當了駐波恩的中國大使。
中國和聯邦德國建交的意義在哪里？它是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貿易國，中國從此以后精密化學和精密醫療設備都是從西德引進的，當然，還有滿街跑著的奧迪車。
一幢樓和一位總統的命運
我到羅馬尼亞才知道，布加勒斯特也有一座人民大會堂，其規模還遠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之上。布加勒斯特唯一的一個高地叫軍火坡，這座通體潔白的殿宇就雄踞于軍火坡上，居高臨下俯瞰整個城市。為了建成這座會堂，羅馬尼亞曾動用舉國之力，終因耗資過大，國庫空虛，民怨沸騰，工程尚未告竣，政權已然崩潰。
這座會堂是羅馬尼亞前總統齊奧塞斯庫決定興建的，1984 年奠基。建筑坐東向西，南北長270 米，東西寬240 米。地上主體建筑11 層高84 米。地下7 層，有辦公室、車庫，防空設施據說可以抵御原子彈的襲擊。從正面遠觀，它像漢字中的 “山”字，中間高，兩側低，外墻用堅硬的石材壘砌。
我們帶著幾分驚訝，在這座超大建筑里走馬觀花地看了一遍。我總結一是大廳多，二是走廊長。27 個大小不同的廳構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宮內大廳多數是以羅馬尼亞歷史人物的名字命名。橢圓型的二樓會議廳富麗堂皇，頂部是天窗式玻璃穹頂，極盡奢華。還有給人印象深刻的中央大廳，面積2200 平方米，是仿照奧地利的皇宮設計的。廳內裝飾氣派非凡，四周墻壁和天花板鑲有精制的木雕。屋頂高達16 米， 3 盞大吊燈每盞3 米長，在天花板上猶如閃爍的群星，站在這樣的星空下，人顯得多少有點兒渺小。面向廣場一側的走廊長150 米，寬18 米，和無數巨大的露臺相通，我們幾個中國人在里面穿過，竟有走在一條寬敞的大街上的感覺。
這座氣勢雷人的建筑，工程量僅次于美國五角大樓，居世界第二位；建筑空間為255 萬立方米，在世界大型建筑物中排行第三；總建筑面積26 萬平方米，比中國的人民大會堂還要多出9 萬平方米。英國《每日電訊報》盤點世界之最時，把這幢建筑稱為“世界最重建筑”，因為它使用了70 萬噸銅和鐵。據統計，這座原計劃用于“黨中央開會”的會堂，先后使用了100 萬立方米的大理石，3500 噸燈飾用水晶，滿鋪的地毯有4 噸重，1989 年12 月21 日之前，每天有2 萬人日夜在工地上三班倒干活。對于東歐小國羅馬尼亞來說，它的體量太大了，大到國家財政已無力支撐的地步。到1989 年工程花費的列伊（羅馬尼亞幣），已折合20 億美元。
小國寡民的羅馬尼亞只有23 萬平方公里的版圖，國土有限，資源有限，財力有限，卻要建設世界第三大樓宇，只好勒緊人民的褲帶。布加勒斯特的新華社常駐記者周榮子告訴我：“20 世紀80 年代，羅農副食品供應的緊張程度是這個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所未有過的。”由于羅馬尼亞工業品匱乏，只能出口農畜產品，全國人民沒有肉吃，沒有黃油，饑腸轆轆，裝滿牛肉奶酪的載重貨車卻排成長隊，天天開往國外，以換取昂貴的進口建筑材料。眼見大廈日漸崛起，齊奧塞斯庫給它起了個響亮的名字，叫“人民之家”。
以人民的名義大興土木的工程，還不僅限于此。“人民之家”前面正對著一條規劃整齊的大道，是與大會堂同時拆建的“社會主義大道”，千篇一律的高層建筑，沿著大道頗為壯觀地綿延三公里，據說比法國香榭麗舍大街還要長一公里，和“人民之家”成T 型布局。說“拆建”，是因為齊奧塞斯庫為了建成這條展示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寬大街道，拆掉了原市區的大片建筑，用丑陋的方盒子式白樓，取代中世紀保留下來的歐式建筑，令全國人民痛心不已。據介紹，在拆毀教堂的時候，老百姓憤怒得“咬牙切齒”。這些，雖然不是齊奧塞斯庫政權垮臺的全部原因，但也明顯為日后的事變埋下了伏筆。
1989 年冬天，齊奧塞斯庫夫婦訪問伊朗回國，在廣場召集萬人集會，發表演講。但積怨已久的羅馬尼亞群眾對這位總統義憤填膺，當場發起抗議游行，齊奧塞斯庫和夫人埃列娜只好草草中斷演講，躲避失控的現場。12 月22 日12 時10 分，當時就在市中心共和國宮廣場上的新華社駐布加勒斯特記者，親眼目睹了那架載著齊奧塞斯庫夫婦的直升飛機，從羅共中央大廈頂部平臺上匆匆逃離的情景。
后面的結局眾所周知。據當時的外電報道，總統夫婦在逃難過程中四處碰壁，成了無人收留、無人理睬的孤家寡人，最終讓政變軍隊抓獲，落得被秘密槍決的悲劇下場。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于耗資超出預算，工期一拖再拖，齊奧塞斯庫總統本人直到被處死前，都沒能看到大廈竣工，沒能使用上原設計接見群眾的空中露臺。倒是美國黑人歌星杰克遜在宮殿建成之際巡演羅馬尼亞，成了在大廈露臺上接受萬眾歡呼的第一人。
諾基亞手機和拉普蘭森林
2005 年和2012 年，我曾兩次到芬蘭考察，兩次都到過坐落在赫爾辛基市郊的諾基亞總部。
進入諾基亞總部領地，首先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一組在陽光下熠熠生輝的玻璃大廈。走進大廈，透過巨幅玻璃幕墻望出去，是安靜的湖水和水上的帆船。這樣氣派的企業總部，給人以日不落帝國的感覺。總裁史蒂芬還在公司郊外別墅宴請代表團，地點一個是前俄國總督在芬蘭的官邸，一個在北極圈城市庫薩莫，都是建在針葉松密布的湖畔，坐擁千頃山林和私屬湖面。
諾基亞是北歐人的驕傲，連芬蘭總理離開領導國家的崗位后，都首選諾基亞，擔任這家公司的副總裁。諾基亞曾占有全球市場40% 的份額，堪稱世界第一“手機王國”，這么大的總部基地，迷宮似的金屬框架玻璃大廈，曾幾何時，卻“忽喇喇似大廈將傾”，令人震驚。我第二次從芬蘭回國后不久，就看到外電播發的新聞，史蒂芬總裁宣布重組計劃，芬蘭總部工廠實施減產，全球裁員10000 人。2012 年12 月，又傳來諾基亞出售芬蘭總部大樓的消息，出售后再重新租回使用。報道說，變賣總部換來的1.7 億歐元，對于負債累累的諾基亞只是杯水車薪。
同是諾基亞，相隔僅6 年，為什么會出現冰火兩重天的局面？個中緣由我大體上清楚，關鍵是數年前的一次決策出現重大失誤，公司決策層墨守成規，固守塞班這樣的老式操作系統，沒有及時接受安卓這樣的新事物，結果不出兩年就被市場所拋棄。我過去曾一直用諾基亞手機，現在放棄了，身邊的人也很少用了，想想為之扼腕惋惜。由此可見，新技術的變化對新興產業的影響是深刻的，直接決定其生死存亡。
所幸芬蘭是富足的，這個國家不僅僅有諾基亞。
2005 年我率中國記協新聞代表團前往訪問，是應芬蘭外交部之邀。張直鑒大使在中國大使館設宴歡迎，特別邀請了芬蘭外交部新聞司官員。我在答謝時舉杯，說了這樣一段話：“我們代表團成員都是中國新聞界的媒體負責人，好幾位是報紙總編輯。現在國內像《深圳特區報》《參考消息》這樣的紙媒日印刷量都達到幾十萬甚至幾百萬份，均引進高速報刊輪轉膠印機，印刷速度高達每小時12 萬對開張。過去我們只是知道國內的新聞紙往往一上機就被拉斷，需要進口韌性大的北歐新聞紙，但不明就里。這次來了芬蘭，到了拉普蘭我才知道，原來北歐的針葉樹是生長在空氣如此新鮮、湖水如此清澈、天空如此湛藍的環境里，難怪用這里的樹木為紙漿原料的新聞紙質量如此之高！”
話音未落，賓主一起鼓掌，發出會心的笑聲。
芬蘭外交部的官員碰杯時用灰色的眸子欣賞著我，不無驕傲地說：“我們芬蘭的森林，就是我們的綠色銀行，是可以分期提取的一筆最大的財富。”
在“歐洲鋸木場”徜徉
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東南部，有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國名來自它的母語，意為“安寧的王國”。它有很多的別稱，比如“森林王國”“湖泊王國”“歐洲鋸木場”“北歐雪國”“禁酒王國”；它是世界上著名的中立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宣布中立；它是世界上按人口比例計算擁有跨國公司最多的國家，沃爾沃、伊萊克斯、宜家等品牌享譽世界；它還是世界上福利最高的國家之一，構建了被稱為“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體系……
它的名字叫瑞典，面積約45 萬平方千米，是北歐最大的國家，首都斯德哥爾摩被稱作“北歐的威尼斯”。
回憶我在北歐四國行色匆匆的一路，斯德哥爾摩這座城市，如同在沒有風的秋天里，安靜地鋪陳著的樹葉。之所以這樣形容，是因為它的色彩與起伏。這色彩十分誘人，漂浮在水中的建筑與船桅，披裹著自然的色彩，或橙、或黃、或藍、或青銅、或銀灰，煞是好看。由于處在波羅的海和梅拉倫湖交匯處，這鋪陳的樹葉也承接著點點水珠，斑斕之間，晶瑩欲滴，縱目馳騁，這座由2400 多個島嶼組成的水城，豐富的色彩輝映在水天之間，令人沉醉。
斯德哥爾摩的市政廳在這般美麗景致中色彩最為濃重。市政廳位于中央火車站之南國王島的東南端，與美麗的梅拉倫湖近在咫尺。這座由著名浪漫派建筑師熱納奧斯伯設計，工期歷時12 年的褐紅色建筑，被推崇為20 世紀歐洲最美的建筑物。市政廳高達100 多米的塔尖上有三個金色皇冠，那是瑞典王國傳統的象征，據說也象征著當年組成卡爾馬聯盟的丹麥、瑞典和挪威三個成員國的合作無間。市政廳安靜地倒映在梅拉倫湖水面，與青銅色的雕塑，橙黃色的銀杏樹葉一起，構成一幅絕美的油畫，在有些許寒意的晚秋，將溫暖沁入人的心底。
據當地人講，斯德哥爾摩是700 年前在一座古代漁村的小島上建造和發展起來的，“斯德哥”是木頭的意思，“爾摩”是島的意思，合起來為“木頭島”。現在看斯德哥爾摩這座城市，瑞典王國的歷史遺存亦如這座城市的色彩一樣豐富，但它也曾經歷了傳統與現代的碰撞：
60 多年前，當歐洲大陸剛剛結束一場滅絕人性的世界大戰，大多數國家正在重振炸彈轟炸后的城市時，200 多年沒有經歷過戰火的斯德哥爾摩市中心，卻也被轟隆隆的打眼機和掘土機打亂了城市的安寧。有著300 年歷史的古老宮殿和城堡的一部分被現代化機器設備攪磨成粉塵，一個被當時的城市設計師稱作“展望未來”的現代化城市中心呼之欲出，那場標志著那個時代城市化步伐的拆遷和改建，成了斯德哥爾摩城市歷史上最大的一場革命。無數在城市中心居住了一輩子的老斯德哥爾摩人被遷移到新建的城市郊區，搬遷一時間成了那個時代最幸福的事，幾乎沒有人對粉碎機下攪拌成粉末的百年老屋有過一絲憐惜。終于，當轟轟烈烈的拆遷運動推進到城中一片百年老榆樹林的時候，斯德哥爾摩人覺醒了。保衛榆樹林成了斯德哥爾摩城市化運動中的轉折點，上百名年輕人盤踞在市中心的參天古樹上，誓與榆樹同生死。后來，市政府妥協了，原定要鏟除古樹建造地鐵的計劃被迫擱淺，地鐵出口被遷移到另外一個街區，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的拆遷運動從此劃上一個句號。
現在看來，當時斯德哥爾摩停止的不只是一場拆遷運動，亦是一種對所謂的現代文明社會的謬解，在現代人的眼里，斯德哥爾摩古老城區的歷史被賦予了新的色彩。
行走在斯德哥爾摩街頭，我在想，這一片炫目的斑斕，不僅意味著這個城市的色彩，還意味著這座城市的公民對自由、對生命、對自然的抉擇。
“峽灣之國”雕出人生百態
世界上80% 的峽灣在歐洲，歐洲的峽灣主要在北歐，而北歐的峽灣主要在挪威。素有權威地位的旅游雜志《國家地理》，曾不止一次地將挪威峽灣評選為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
2005 年9 月，還是挪威的初秋，當我乘車行進在松娜峽灣綿延的公路上，遠處“七姐妹峰”上還覆蓋著皚皚白雪，曲折峽灣和冰河遺跡交融，筆陡下切的峽谷給人帶來的不僅是視覺沖擊，更有心靈的震撼。巍峨的群山和浩瀚的海洋似乎進行著一場無休止的戰爭，使每一個置身其中的人有幸深切感受自然的偉大和壯觀，感嘆人類的渺小。
“峽灣之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只是自然的鬼斧神工，還有奧斯陸的維格蘭雕塑公園。這座公園1924 年始建，歷時19 年建成，全部作品由挪威雕塑家古斯塔夫·維格蘭創作，故公園以他的名字命名。維格蘭以“生命”為主題，在公園850 米長的中軸線上，以“生命之橋”“生命之泉”“生命之柱”“生命之環”為題分為四部分雕塑組群，記錄了人從生到死的生命歷程，展示了人生之旅的千姿百態。園內192 組、650 尊雕像，凝結了人從出生至死亡各個時期的典型瞬間，表現了人生中諸如父母、子女、夫妻、情侶、朋友之間的各種關系，徜徉在這人體藝術長廊中有種莫名的震撼，讓人感受到生命的美好、活力、永恒以及對生命的敬畏。
位于雕塑公園圓臺階中心的生死柱，維格蘭花費14 年心血雕成，無論在藝術技巧還是思想內容上，都應該是具有代表性的杰作。石柱高17 米，周圍上下刻滿了121 個裸體男女浮雕。柱上死者慘不忍睹，有夭折的嬰兒，不幸的青年，披頭散發的婦女，骨瘦如柴的老人。這根“生死柱”描繪了世人不滿于人間生活而向“天堂”攀登時，相互傾軋和相互扶掖的情景，有的沉迷，有的警醒，有的掙扎，有的絕望，組成了一組陡峭上升的旋律，令人驚嘆不已。
圓臺階上的 36 座石雕，主題同樣是生命輪回，也是從嬰兒出生開始，依次環行，漸漸看到人生各個時期的形象：孩子們在捉迷藏，少年們在扭打玩耍，情人在竊竊私語，老人們熬度暮年，環繞一周，到第36 座死亡球塔為止。每組雕塑至少有兩個人物，描繪了人類的各種典型境遇與相互關系。漫步在這座“人生旅途公園”，更像是在聆聽一首“命運的交響曲”，因為每一尊雕塑都流露出對人性美的熱愛和崇尚……
北歐感懷
冰島是北歐四國之行的最后一站。回想一路上風光迤邐的峽灣，鷗鳥翔集的海岸，游人如織的古堡，色彩斑斕的森林，如詩如畫，賞心悅目，人的情緒都受到感染，心情格外祥和寧靜。
芬蘭、瑞典、挪威、冰島，和這些國名相連的版圖上沒有炮火，沒有災難，沒有爭端……孤懸海外的北歐仿佛是一片凈土，遠離這個世界的喧囂與戰亂。
甚至新華社駐北歐的記者, 都為當地很難找到讓編輯部激動的熱點新聞而經常抱怨。
從新聞職業的角度看，北歐最具轟動效應的新聞，也就是每年公布的諾貝爾獎得主名單了。但即使是頒布諾貝爾獎的那個晚上，從斯德哥爾摩發回的頒獎之夜的照片，也盡是燭光、地毯、燕尾服和曳地長裙，藍色大廳里透出寧靜溫馨，傳遞的是北歐一份經典的安詳。
隨著國際旅游熱線從西歐、南歐向北歐延伸，對于中國人來說，北歐之旅依然遙遠，但已不再陌生：
綠茵如毯的奧斯陸老街保留著中世紀的古樸風貌，仿佛還沉浸在易卜生描繪過的生活場景之中；
斯德哥爾摩皇宮前的哨兵身著綴有金屬鈕扣的軍服，固執地守衛著瑞典皇家的尊嚴；
落下風帆的巨型三桅船停泊在冰島海濱的要塞，訴說著“挪威海盜”縱橫天下的赫赫威名；
亞歷山大沙皇的青銅塑像聳立在赫爾辛基教堂廣場，使人想起芬蘭版圖被軍刀宰割的歷史；
２０萬頭馴鹿散牧在北極圈內的北歐雪原上，駕著鹿拉雪橇的圣誕老人把游客引向童話世界……
不妨說一說這里為什么吸引了世人羨慕的目光，因為北歐的富足是天賜的：
北大西洋灣的暖流環繞著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給北歐帶來和風細雨的濕潤；
挪威大陸架延伸到藍色的北冰洋，北海近岸油田晝夜噴涌出令人眩目的滾滾歐元……
冰川融退給芬蘭境內留下18.8 萬個鏡面似的湖泊，繁星般的湖邊小木屋使“千湖之國”成為馳名世界的芬蘭浴發源地；
千里冰封的冰島竟全境擁有地下溫泉，雷克雅未克溫暖如春，千家萬戶洗浴取暖都有熱氣蒸騰的溫泉；
北歐的冬夜寂寞冗長，天幕上卻有翩翩舞動的北極光，成為全球攝影愛好者靈感泉涌的創作天堂……
北歐人的性情和山川地貌不無關系。
暗無天日的漫漫極夜，使冰島成為抗抑郁藥銷售量最大的地方，所以那里的人們最珍惜夏日的陽光，酷愛戶外運動，琳瑯滿目的漁具擺滿了大街小巷的商店櫥窗。喜歡生活在寧靜的北歐小鎮里的挪威人，能夠面對油畫般的的峽灣一坐就是幾個小時，與大自然的溝通交談，占去了他們太多的時間；金發灰眼的芬蘭人生性安靜、內向，甚至有點靦腆。狹長的芬蘭版圖上沒有大起大伏的地勢，丘陵的線條柔曼舒緩，波羅的海水波不驚，島嶼密布的海岸線上甚至沒有潮汐。
正是這安詳寧靜的自然環境，塑就了北歐人的平和與冷靜。
留影珍珠港
在夏威夷去亞利桑那紀念館，要搭乘渡船，船員是身著水手服的美國軍人。那天同船有幾位日本游客喋喋不休地說笑，被美國水兵毫不客氣地以手勢制止，并出言訓斥。瞅瞅一臉嚴肅的美國人，他們登時閉上嘴，像避貓鼠一樣，縮在座位里保持沉默。渡船上的那個中國導游的話至今我還記得，她說，到珍珠港來的日本人都服服帖帖的，特別聽話。
亞利桑那紀念館，或許是我見過的世界上最獨特的戰爭紀念碑。拱橋狀的紀念館通體白色，懸浮在珍珠港的水面上，館體下面就是1941 年12 月7 日珍珠港事件中遭遇轟炸沉沒的美國海軍戰列艦亞利桑那號，沉船殘骸在海水里時隱時現，狹長的紀念館橫跨在沉睡海底的艦體之上，呈十字架設，象征著珍珠港的十字架，寄托對戰爭罹難者的哀思。館內有一面大理石紀念碑墻，按英文字母排列順序書寫著1177 位殉難海軍將士的姓名，墻腳是憑吊的鮮花和花環。漲落不息的海水濤聲，是日夜陪伴水兵們的安魂曲。
亞利桑那號是那場不宣而戰的偷襲中最早被摧毀的艦船，甲板被日軍魚雷擊中，引爆艦首的彈藥庫，數分鐘后，戰艦與1177 名將士一起迅速沉沒，以最悲壯的方式退出美國海軍戰艦序列。船上陣亡的將士人數之眾，在珍珠港之戰陣亡的2400 名官兵中幾近一半，是受創最烈的軍艦，也是珍珠港事件中最有代表性的沉船。
然而，珍珠港紀念館并不只是一艘沉船。在亞利桑那號一側，還泊著一艘氣宇軒昂的美國軍艦“密蘇里”號。這可不是一艘普通的退役戰列艦，它見證過日本投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1945 年9 月2 日，這艘美國軍艦駛進東京灣，日本向同盟國投降的簽字儀式就在軍艦的甲板上舉行。盟軍最高司令麥克阿瑟將軍在受降儀式上發表演講后，鄭重宣布：“我現在命令日本皇帝和日本政府的代表，日本帝國大本營的代表，在投降書上指定的地方簽字。”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本陸軍總參謀長梅津美治郎表情沉重，沮喪地在投降書上簽了字。在戰列艦右側指揮室外的上層甲板處，當年簽署的投降書，仍被精心地存放在一個玻璃鏡框里。中國大公報記者朱啟平在現場采訪，他的題為《落日》的通訊以整版篇幅刊發后，一時洛陽紙貴，亦成中國新聞史上的名篇。
這就是珍珠港紀念館——碧藍的天空下，一邊是白色棺木似的亞利桑那紀念館，一邊是炮塔威武的灰色“密蘇里”號戰列艦，美國國旗在海風中獵獵招展。
我舉起相機，把構圖感極強的畫面裝進取景框。這畫面意味深長，只要見過一次，便終生難忘。
后來我曾兩度到東瀛列島工作訪問，日本新聞界同行一路陪同。他們總是問我，到日本訪問有何感受？有時還愛瞅冷子提個挑戰性的問題。那天在東京，新華社東京分社設宴答謝朝日新聞社，日本記者又在追問：你認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國和美國有何不同？我能聽出這話的弦外之音，便坦率作答，我可以說說個人的看法。餐桌上，我先給他講故事，就從珍珠港紀念館的設計構思講起，水面上停泊的“密蘇里”號和水下沉沒的“亞利桑那”號，并列兩條船，恰好構成對太平洋戰爭的完整紀念版，即是痛悼美國海軍將士的英魂，亦是紀錄被痛毆后投降的日本軍人的結局。末了，我加重語氣，把這樣一個結論送給他：從二戰歷史的角度看，美國人把日本人打痛了，也打服了；中國還沒有打痛日本，所以日本人到今天還沒服。如果說有何不同的話，區別就在這里。
那片海·那座城·那個老人
哈瓦那，我向往多年的地方。我一直充滿好奇，究竟是什么原因，讓一位美國記者出身的作家在短暫逗留之后，就再也不愿離開，把這里作為了自己命運歸宿。這位作家名叫海明威，新聞體小說的創造者，我年輕時的偶像。
當我有機會踏上哈瓦那的土地時，我開始在有錢人和沒錢人的兩個世界里，懷揣拜讀《喪鐘為誰鳴》《老人與海》的記憶，去體味這座城、那片海。
事實上，哈瓦那是西班牙殖民者建立的城市。1519 年的11 月16 日，西班牙牧師帶領著兵將和當地土著人在武器廣場上進行了第一個天主教彌撒，讓哈瓦那確定了永久性的城址。之后，西班牙人為保護那些往來于西班牙和美國領地的船隊不再受海盜侵擾和襲擊，就把哈瓦那建立成護航船隊的結集地。從此，堅固的城堡，繁忙的港口，教堂，商場，賭場，妓院和咖啡館應運而生，哈瓦那隨之繁華起來。
如今成為世界遺產的哈瓦那老城區早已物是人非，但殖民者修建的城堡、兵器廣場附近的總督府、曾存放哥倫布遺骸的大教堂，還有那些并不如煙的往事，依然流傳在美麗的濱海大道上。盡管這條西班牙殖民者留下來的街道已經衰敗，滿城都是斑駁破舊的百年老屋，輪廓依稀，美人遲暮，但臨街的建筑仍能辨識出連拱廊、木雕陽臺和鑄鐵柵欄后精致的庭院，破敗中難掩昔日南歐建筑的奢華本色。
“美麗的哈瓦那，那里有我的家，明媚陽光照耀著我，門前開紅花。”走在古巴的街道上，這首少年時在中國家喻戶曉的歌曲旋律，縈繞在我的心間。行色匆匆，我仍然能感受到哈瓦那別樣的風情，那藍綠相間的海水，潔白細軟的沙灘，滿樹紅花的木棉，香霧繚繞的雪茄，還有那甘甜濃純的朗姆酒，眼前不斷浮現海明威小說《海灣的島嶼》《老人與海》里的一幕一幕。《老人與海》的主人公和奇聞軼事，正是海明威從哈瓦那希科馬爾的漁民安塞爾姆·埃爾南德斯身上產生的靈感。而海明威小說中那個老人桑提亞哥，則又是作家自己所崇尚的完美人格：堅強、寬容、仁慈、充滿愛心，即使在人生的角斗場上失敗了，也從不言敗，仍然是精神上的強者和贏家。“一個人并不是生來要被打敗的，你盡可以把他消滅掉，可就是打不敗他。”這是桑提亞哥的生活信念，也是海明威的硬漢宣言。
海明威1939 年到1960 年期間定居古巴，“親歷”了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兩人的初次相遇，是在1960 年5 月15 日。那時古巴革命剛剛勝利，卡斯特羅被邀請參加海明威組織的為期3 天的捕魚比賽。說來有緣，他竟然捕得一條巨大的槍魚而獲得一等獎，年輕的革命家從旅居古巴的“老人”手上接過獎杯。從那時留下的新聞記者拍攝的照片看，兩個人年齡相殊，但有個有趣的共同點：都留了一部大胡子。黑胡子的卡斯特羅和白胡子的海明威互開玩笑，惺惺相惜，長聊了數小時，很快就親密無間。
2002 年11 月11 日，海明威故居博物館在古巴開放。卡斯特羅“即興地”出現在開館儀式上，他的出現改變了儀式的格調和長度。卡斯特羅這位以長篇即興講演著稱的革命家，在信奉“冰山原則”文風簡練的大作家故居面前略加收斂，他的即興講演僅持續了30 分鐘。卡斯特羅首先感謝海明威在古巴的居住和創作，并用浪漫的措辭概括“前所未有的”《老人與海》。他的簡短的概括里出現了“孤獨”“自白”“沉思”“反省”“夢想”以及“奮斗”的詞匯。卡斯特羅還談到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對他個人的特殊意義，教給了他“以少勝多”的信心和門徑，他從中學會了如何用散兵游勇去應對裝備精良的正規部隊。卡斯特羅清楚地記得小說中的一個細節：一個狙擊手埋伏在一個隘口注視著一支逼近的騎兵隊。他從此“啟蒙”，開始對奇跡有所領悟：他領悟到了“有利的位置”可以讓一個人創造“萬夫莫開”的奇跡。或許正是這奇跡引導這位革命家走向了他震撼歷史的勝利。
卡斯特羅很遺憾自己與海明威僅有這一次見面。他說人們總是迷信“來日方長”，而等待的結果通常是意想不到的噩耗。后來，他只能與懸掛在辦公室里的那張海明威的照片長談。他肯定照片中出現在海明威身旁的那只巨大的槍魚就是在《老人與海》中出沒的那個幽靈。
最后，卡斯特羅飽含深情地說，藝術品的魅力會“持續幾千年”，文學的生命將長過“我們所有的人”。
造物弄人。當海明威抵達榮譽的頂峰，被授予1954 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卡斯特羅正在巴蒂斯塔王朝的監獄里，在他生命的最低點等待著渺茫的東山再起。海明威用西班牙語接受得獎之后的第一個采訪，他說他很高興作為一個“普通的古巴人”而獲得這項極不尋常的榮譽。他要將這榮譽獻給他被大海環繞的“祖國”。
能夠翻天覆地的卡斯特羅同樣自稱是“普通的古巴人”。兩個大胡子格調一致的“自詡”道出了他們共同的心聲，道出了他們對共同的“祖國”愛得那樣深沉。
曾有人問過海明威，晚年為何會選擇哈瓦那？他說這里有清爽明亮的早晨，有奇異鳥，有西班牙情調的街道和純凈，有黑眼珠里蘊藏熱情的古巴女郎。有人說，“哈瓦那”源于古印第安，是一位酋長的名字。也有人說，“哈瓦那”是印第安語中草原或牧場的意思。其實，這些傳說對海明威來說都不重要，因為這里就是他的內海港，他的停泊處……
這就正如他自己所言：“我深愛這個國家，感覺像在家里一樣；一個人的感覺像在家里一樣的地方，除了他出生的故鄉，就是他命運歸宿的地方。”
“雷神之水”
佇立在尼亞加拉瀑布前的第一眼，剎那間即被征服。
這個有著“世界七大奇景之一”美譽的瀑布，位于北美洲五大湖區的尼亞加拉河上，尼亞加拉印第安語意即雷神之水。尼亞加拉河自伊利湖流至安大略湖，從距伊利湖北岸32 千米起河道變窄，一川碧水從石灰巖崖壁上驟然砸落，形成落差51 米的尼亞加拉瀑布。其巨大的水流以銀河傾倒之勢沖下斷崖，聲及數里之外，場面氣勢磅礴，震人心魄，“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用在尼亞加拉大瀑布上一點兒也不過分。
尼亞加拉瀑布，與南美的伊瓜蘇瀑布及非洲的維多利亞瀑布合稱世界三大瀑布，瀑布被中間寬約350 米的長形小巖島戈特島一分為二。東側在美國境內名為亞美利加瀑布，寬305 米；西側在加拿大境內呈半環狀，名馬蹄瀑布，寬793 米，流量約為亞美利加瀑布流量的19 倍。正因為如此，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來到尼亞加拉瀑布主要是慕“馬蹄瀑布”之名，由此還曾發生過“偷梁換柱”事件：
據美聯社2007 年10 月29 日報道，為推廣旅游項目，應美國國務院和國土安全部要求，大名鼎鼎的迪斯尼推出了一部長達７分鐘的《歡迎你：美國肖像》的旅游宣傳短片，濃墨重彩地展示了風光旖旎的美國。有細心人發現，片子播到４分多鐘的時候，出現了屬于加拿大的馬蹄瀑布的壯闊景色。多事的美聯社記者特意將短片拿給一名專門研究尼亞加拉大瀑布的歷史學家保羅·格羅姆斯艾克，他看完后斷定，所拍攝的瀑布場景是位于加拿大境內的“馬蹄瀑布”。
“偷梁換柱”事件一時間鬧大了，連美國國務院都被驚動，國務院發言人麥科馬克出面表示：“尼亞加拉大瀑布是共有的奇觀，美國很驕傲能和加拿大分享它。”美方這一蒼白的解釋反而將加拿大激怒了，加拿大的《尼亞加拉瀑布評論》連發兩篇文章：《等一分鐘，那是我們的瀑布》和《請還給我們瀑布》，對美國的“疏漏”表示不滿。尼亞加拉瀑布總商會主席博恩斯則表示，“我相信，這是對加拿大的一種侮辱。將‘馬蹄瀑布’看作是美國的一部分，來樹立美國的自豪感，不僅是錯誤的，也是對加拿大的傷害，加拿大人一直為‘馬蹄瀑布’感到自豪。”
“末日預言”與“黑曜石傳說”
直到今天，墨西哥依然是我走過的24 個海外國家中最具魔幻色彩的，不只是因為那塊記錄瑪雅2012 年世界末日傳說起源的石碑，還有那自古以來一直被制成各種辟邪物的墨西哥國石黑曜石……
一提及金字塔，大多數人首先會想到的是埃及，想到的是法老的陵墓和木乃伊，很少有人會記起在墨西哥及尤卡坦半島上也矗立著許多瑪雅人留下的金字塔，其規模宏偉，構造精巧，氣氛神秘，靜靜地訴說著一個消失的古文明。
瑪雅金字塔的高度不及埃及金字塔，最高的“蒂卡爾4 號神廟”金字塔也只有75 米，而埃及“胡夫金字塔”高度達到146 米；外觀上看，瑪雅金字塔頂部為平臺，上面多建有神廟，而且可以拾級而上，埃及金字塔則大多是錐頂；功能上埃及金字塔大多是法老們的陵墓，而瑪雅金字塔主要是用以舉行各種宗教儀式的祭壇。
眾所周知，印加、瑪雅、阿茲特克是中南美洲著名的三大古文明，其中以瑪雅文明成就最高，也最神秘。瑪雅人的紀年歷法聞名于世，根據瑪雅歷法，公元前3114 年8 月13 日開始的長歷紀元將于2012 年12 月21 日結束，這就是所謂末日預言的起源。我們抵達墨西哥的時間，是2011 年6 月，那時世人還心懷忐忑，末日預言是世界性的熱點話題。當然，經歷2012 年后，預言破滅了，說明一度讓全世界人民心有余悸的世界末日，其實是歷經5215 年后進入又一個瑪雅新紀元，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并不意味著世界就此終結。
離別太陽金字塔前，我們順便到塔下的旅游紀念品一條街看了看，發現家家店鋪都在出售一種光滑的黑色石子。店員告訴我，這是黑曜石。這種石頭，看上去貌不驚人，可是放在陽光下，石頭的表面就發生了奇異的變化，原來曜石是半透明體，折射出幽藍或暗紫的顏色，甚至閃耀出迷人的七色彩虹般的光彩。
商品介紹書上注明，黑曜石產自美洲，是墨西哥合眾國國石，主要成分是自然形成的二氧化硅，是可以鎮宅納福、化解負能量的一種天然寶石。在墨西哥的瑪雅神殿中，常用黑曜石作為神獸和雕像的眼睛，有生活守護石之意。在印第安傳說中有一個關于黑曜石的凄美傳說：部落內一支隊伍中了敵人埋伏，寡不敵眾，全軍覆沒，噩耗傳來，家人們痛哭的眼淚撒落到地上，變成了一顆顆黑色的小石頭，誰擁有這樣一塊黑色的曜石，便永遠不再哭泣，因為阿帕契的少女已經替你流干了眼淚。所以，黑曜石被印第安人稱為“阿帕契之淚”和“不再哭泣的寶石”。
我用墨西哥貨幣買下了幾顆黑曜石。我喜歡這種石頭，喜歡它身上閃耀的光彩。這光彩，像墨西哥古老文明一樣迷人而神秘。
在首相府采訪納吉布總理
2009 年5 月，我來到吉隆坡，受馬方邀請到首相府采訪納吉布總理。在新聞這行里，把這種授權采訪任務叫“高訪”。
首相府不在吉隆坡老城區。為了緩解首都人口、交通壓力，上世紀90 年代，馬來西亞在距吉隆坡25 公里外的太子城，新建了國家行政中心，首相府和內閣各部都搬到這里。據我所知，在東南亞國家還鮮有如此整齊劃一的首都行政區。新首相府的屋頂是夸張的綠色圓頂，在熱帶雨林中凸顯著阿拉伯風格，提醒人想起，伊斯蘭教是馬來西亞的國教。在首相府工作人員安排下，5 月18 日下午，我們來到納吉布的首相辦公室。
首相辦公室在大廈頂層，光線明亮。寬敞的室內用屏風隔出三個區域，中間是會客室，左邊是辦公室，右邊是會議室。地板、吊燈、純絲地毯，歐式風格的陳設典雅又不失莊重。原木鑲嵌的護墻板上，裝飾著名貴油畫，壁爐上擺著帆船模型。橢圓型的會議桌旁，是兩排宮廷式樣的座椅，主持人的高背椅擺放在桌子一端。
首相辦公室最有氣勢的當屬正對門的寬敞陽臺。走上陽臺，才看出首相府占據著太子城最高的地勢，可以俯瞰行政新區。更撼人的是，辦公室陽臺正好面對縱向布局的政府行政大道，這條大道從首相府的腳下一直向正前方延伸下去，馬來西亞財政部、國防部、教育部等等，內閣所有成員的辦公樓，均排列在大道兩側，齊齊整整，左右對峙，盡在首相府的視野中。站在這里居高臨下望去，一時間連我都產生了“君臨天下”的感覺，好像突然讀懂了法王路易十四的那句名言：“朕即國家。”
下午3:00，舉止儒雅的納吉布總理準時出現在辦公室。他體態微胖，早生華發，戴一副金絲眼鏡，西裝領口邊別一枚金屬銘牌，上面是“NAJIB”的字樣。
這位馬來西亞新總理舉止斯文，談吐得體，看上去不像這間辦公室那么強勢，但舉手投足間，仍流露出久涉官場的威嚴。
采訪前，我已做了功課，對他的經歷有所了解。2009 年4 月3 日，也就是我來吉隆坡采訪的一個月前，納吉布剛剛宣誓就任馬來西亞第六位總理。55歲的納吉布出身顯赫，是馬來西亞第二任總理拉扎克的長子，1953 年7 月24 日生于彭亨州。和東南亞各國的名門望族子女一樣，他早年留學歐洲，獲英國諾丁漢大學經濟學學位。拉扎克·侯賽因1976 年去世后，納吉布子承父業，當選國務議員，開始涉足政壇。此后的政治生涯可謂一帆風順，先后擔任過財政部長、體育部長、教育部長和國防部長，幾乎轉遍了馬來西亞重要的政府部門，2004 年1 月開始擔任副總理兼國防部長。有人評價說，納吉布是個天生的政治家，在風云變幻的政壇上總能逢兇化吉，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2009 年3 月26 日召開的巫統大會上，納吉布在沒有任何競爭對手的情況下，從馬達維手中接過巫統主席的職位，按照馬來西亞的傳統，旋即毫無懸念地擔任了政府的新總理。
采訪是從兩國建交35 周年的話題開始的。納吉布的父親為促進中馬友誼作出貢獻，兩國在1974 年5 月31 日正式建立外交關系那天，就是拉扎克總理和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正式簽署的建交公報。在東盟國家中，馬來西亞是第一個實現與中國關系正常化的國家。由于改善中馬關系是當時由馬來西亞總理首先提議的，所以此后的新聞中使用過這樣的提法：“阿卜杜勒·拉扎克總理在任時開創了馬中建交的歷史。”
在中馬建交35 周年之際，納吉布選擇這樣一個紀念日訪華，顯然是高度重視兩國關系，希望能進一步推動中馬兩國的合作在各方面獲得深入發展。
記得我們在采訪中提了下述幾個問題：
一、據悉總理閣下即將訪問中國，此行主要議程是什么？將達成哪些雙邊協議？
二、馬來西亞第二任總理阿卜杜勒·拉扎克，也就是您的父親和中國總理周恩來一起開創了中馬建交的歷史篇章。今年是中馬建交35 周年，您對中馬關系的現狀有何評價？對中馬關系的未來有何期待？
三、總理閣下今年4 月就任馬來西亞第六任總理后提出了“一個馬來西亞”的新概念，您能否介紹一下這個概念的主要內容和含義？
四、您認為中馬關系存在什么問題，應當如何去解決，推動中馬關系進一步發展？在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方面有何具體設想？
第四個提問所涉話題敏感。因為，在南海問題上，兩國之間也有麻煩，對中國南沙群島部分島礁的歸屬上素有爭議。剛剛下臺的馬來西亞總理馬達維，就在一個月前，即2009 年的3 月5 日，還登陸南沙群島彈丸礁，宣示馬對該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權，造成了一起外交事件。這次采訪，很難繞過這個問題。
能看得出，納吉布對這次中國記者的采訪很配合，在回答記者所提問題，涉及到兩國領海爭議時，也沒表露出任何不悅，盡管使用了些外交辭令，總算恰當得體。采訪持續了大約一個小時20 分鐘，結束后他主動和中國記者合影留念。
5 月20 日，馬來西亞總理訪華前夕，新華社用中英文向國內外播發了吉隆坡電頭的通稿。
蒙古印象
在烏蘭巴托的文物禮品商店，我買到過一張十三世紀時蒙古帝國的歷史地圖。
這是一張橫跨歐亞的巨大版圖，圖上標注繁復，最引人注目的是從蒙古高原呈放射狀延伸的紅色箭頭，箭矢般射向四面八方，箭頭拉出的紅線，顯然代表著蒙古軍隊遠征的行軍路線。從這張圖上看，蒙古人的鐵騎東到太平洋，西達黑海岸，北抵北冰洋，南至印度洋，幾乎踐踏了整個亞洲和歐洲大陸，直逼非洲邊緣，僅三次西征就征服過40 多個國家。遙想當年，這是多么強悍的一支軍隊，只要是馬蹄經過的地方，都是一片瓦礫焦土，盡成蒙古鐵騎的飲馬地。
在冷兵器的時代，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把馬背上的優勢發揮到極致，建立了一個史無前例的金帳帝國。1259 年蒙哥汗在位期間，大蒙古國的面積已達2400 萬平方公里，比歷史上突厥人的民族大遷徙有過之而無不及。看來這似乎已成定律，崛起于中亞草原的游牧民族，從突厥人到蒙古人，一旦羽翼豐滿都要擴張西進，給西方帶來戰塵蔽日狼煙四起的黃禍。
歷史的邏輯原來如此：先是亞洲騎馬攻陷歐洲，然后才是歐洲駕船殖民亞洲。
在遙遠的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地理不詳，發動這樣的長途征戰應是異常艱難的。2004 年，我率新華社代表團到蒙古訪問，從中蒙航線的飛機上望下去，視線所及是一片黃沙漫漫的千里戈壁，直到臨近烏蘭巴托寶音烏哈機場，大地才現出綠色，那是圖拉河從山谷間的盆地流過，留下的一抹狹長綠洲。
由此我才明白，金庸小說中為什么常說“漠南”“漠北”，原來在內蒙外蒙之間，有一片杳無人煙的大漠相隔，不要說征戰世界，就是為統一漠南漠北各部，率領大軍穿越這茫茫沙海，在那個年代的難度都可以想見。
素有大志的鐵木真在統一蒙古之后，并沒有勒住成就霸業的馬韁。他繼續西出南下，開始了人類歷史上最令人嘆為觀止的對外擴張。在烏蘭巴托，我見到一尊成吉思汗的雕像，花崗巖基座上，頭戴蒙式皮帽的鐵木真似在沉思，目視遠方。新華社駐烏蘭巴托分社的記者告訴我：請注意這尊塑像，這位蒙古大汗是面向南方的。在蒙古，世代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成吉思汗每天早晨起床，都先要向南方看上一眼。
“南方”是什么？對于幕天席地的塞外牧民來說，南方是冬夜綺夢里的花紅柳綠，是陰山山南的女人和綢緞，是平疇萬頃的阡陌良田，是粉墻黛瓦的水鄉人家，是越劇昆曲的琴瑟婉轉，是侯門官宦的樓臺亭閣，是河汊湖泊的漁歌唱晚。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遙想這千般誘惑，怎能不害得成吉思汗們朝思暮想，日夜盤算。
我在蒙古最后的皇宮博格達汗宮，看見皇后寢室里放置的木床，竟是中國婦女用的拔步床 ，兩側架蚊帳的木柱上，還有副內容俗不可耐的招財進寶、人丁興旺之類的抱聯，看后讓人忍俊不住，這樣的床在中國南方大戶人家俯拾皆是。
“南方”還有海島，大海那邊的島嶼上還有人在過著捕撈海鮮的逍遙生活，魚肉的豐腴勝過羊肉的鮮美。1281 年，忽必烈以日方殺害蒙古使者為由，組軍十萬征討日本。如果不是那場臺風，東瀛列島還有沒有今天的日子，都很難說了。
然而，更加讓人震驚的卻是，蒙古騎士的千軍萬馬像來時一樣快地一陣風工夫，便匆匆撤退，上蒼收回了舞動在歐亞各國頭頂的“上帝之鞭”。正像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所說：“蒙古人用馬乳做飲料，所以馬匹是他們作戰的利器，也是他們營養的食品。他們長期的生活方式雖然如此，但是他們時常集合為大群人馬，在任何一種沖動之下，便激發為對外的活動。他們先前雖然傾向和平，可是這時卻如洪水一般，泛濫到了文明的田土上，一場大亂的結果，只是遍地瓦礫和滿目瘡痍。這樣的騷動，當這些部落由成吉思汗和帖木兒做領袖時，就曾經發生過；他們摧毀了當前的一切，又像一道爆發的山洪那樣退得無影無蹤。”
自蒙哥去世后，鼎盛時代的帝國分裂成元朝和各自為政的汗國，互不統屬，甚至相互征伐，從此便不可挽回地衰落了。蒙古軍隊潰不成軍，丟盔卸甲，回到了牛羊啃草、牧馬嘶嘯的草原，重新過上牧民的生活。被攪得一塌糊涂的周邊世界又慢慢恢復了平靜，歐亞各國找回了被涂炭的疆土。
那天，蒙通社長艾龍包勒德陪同到烏蘭巴托郊外的草原，在那里我看到了大群大群的蒙古馬。我這一輩子，從沒見過這么多的馬，油光水滑，體態駿美。
天似蒼穹，風吹草低，不禁讓人生出感慨。
當年發生過的一切都在眼前消失了。成吉思汗富有天下的時候，沒有蓋過一座花崗巖宮殿，連行軍作戰的中軍大帳，都是牛拉的蒙古包，如今這一切都朽為泥土。征戰終生的大汗辭世入土后，蒙族人的千軍萬馬在下葬地上往來馳騁，踏平掘痕。來年春草萌生，一馬平川的大地沒留下任何標記，至今讓尋找大汗的考古隊傷透腦筋。
退縮回草原的蒙古大軍，就像他們回歸草原的蒙古統帥一樣，連一點痕跡都不曾留下。那些經天緯地的大汗軍帳都在哪里？那些令敵手膽寒的攻城強弩都在哪里？那些樹林般揮舞的森森利刃都在哪里？那些從全世界劫掠的金銀細軟又在哪里？歲月無情，往事如煙，唯剩下這些蒙古軍馬的后代，膘肥體壯，優哉游哉，散牧在一望無際的蒙古草原上。
時至今日，我仍能看得出蒙古族對馬的喜愛，他們說到馬的時候，蒙語的發音是“馬子”，眼中總有一種說不清的溺愛的神采。其實只要留意一下蒙古國徽，就會知道蒙古人對馬的感情了：以藍天為底色的國徽中央，是一匹凌空奔騰的金色駿馬，那飄逸，那神勇，讓你過目難忘。
南望暹羅灣
國際航班穿越北回歸線，飛臨椰風蕉雨的南亞暹羅灣。機艙揚聲器響起英語話音：“飛機已到達曼谷，現在機場溫度攝氏30 度。”廊曼機場暑氣逼人，北京寒冷的冬晨已遠遠留在身后。
這是1992 年的12 月16 日。
我們在曼谷邂逅旅泰華裔詩人嶺南人。他送的一本詩集里，有這樣的詩句：“歐洲模式的國會大廈在五世皇宮的近鄰矗立/ 超級公路上最新款的奔馳與寶馬在競馳/ 車上女士的時裝來自花都巴黎/ 河邊椰蔭下還可以看見古老的水上街市/ 穿上沙籠的婦女撐一葉扁舟叫賣香蕉、芒果和椰子……”
這首詩的名字就叫《曼谷你是一個謎》，逼真地描繪了這座城市東西方文化交匯的迷幻色彩。鬧市的路邊，不時可見靜矗的佛龕，每天清晨，仍有袈裟飄飄的赤腳僧人沿街托缽；街上望不見頭尾的車流，卻遵循著英聯邦左駛的交通規則，連全城轎車的方向盤都一律裝在右側。
王室代表著民族的尊嚴與泰王國700 年獨立史。但街頭巨幅畫像和雜志的封頁里，我們看到的拉瑪九世國王，卻戴眼鏡，穿西裝，兜揣無線對講機，胸前還挎一臺日本佳能照相機。拉瑪王朝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群是大王宮。有意思的是，在這座本該最富歷史感的皇家宮苑里，卻看到了西洋建筑和呈幾何圖案的歐式園林布局。參觀過程中，我們被特許進入曾接待過李先念和楊尚昆主席的節基宮。這里是泰國王接受外國使節遞交國書的地方，觸目都是歐洲路易時代的豪華家具和繪有歐洲宮廷生活的鑲框油畫。如果沒有王座上那巨大的象牙和孔雀尾翎裝飾，沒有窗外的熱帶陽光下金光閃耀的鳥身人首銅像，幾乎疑是走進了歐洲宮殿。而導游的宮廷官員告訴我們，除了飛檐高聳的屋頂是東南亞廟宇風格外，這座大王宮里最大的宮殿，的的確確就是英國白金漢宮的建筑再版。
這是個從歷史上便善于兼收并蓄的國度——大王宮泰西合壁的建筑語匯告訴游客的正是這樣的結論。
12 月18 日，在樓前草坪陳列著一尊尊青銅古炮的外交部，我們拜會了外長巴頌·順西里。在他的盛情安排下，新華社訪泰新聞代表團在泰國境內三次換乘泰航波音飛機，沿“‘東方威尼斯’曼谷——北方薔薇城清邁——熱帶旅游島普吉——海濱休假城帕塔雅”這一黃金旅游走廊采訪觀光，領略了這個國際旅游勝地的旖旎風光。
12 月，是熱帶國家泰國最涼爽的季節，也是旅游的最好季節。五月事件的陰霾，已隨陽光明麗的旱季的到來消散，大批的歐美游客，從風雪肆虐的高緯度國家候鳥般飛向這里，置身鮮花、椰林、陽光、海浪間，享受熱帶的木瓜和風味獨特的榴蓮。
那次在西臨馬六甲海峽的皮皮島，我們乘坐裝有玻璃鋼透明船底的游艇，一路欣賞海底天然珊瑚的奇麗景致。接下來就是最迷人的海灘旅游項目——“潛海觀魚”。戴上潛水鏡，沉入溫暖清澈的海底，驀然間一切都靜了下來。無聲的水族世界里光影波動，彩虹般鮮艷的熱帶魚一群群悠然游近，擦身而去……親近大自然，正是在泰國游歷讓人最感舒暢之處；而恬靜，才是大自然的天然交響曲中最富魅力的主旋律！
這就是泰國旅游業所貫徹的“Only in Thailand”的原則。看上去這種泰味旅游土氣十足，其實所刻意追求的文化內涵極富現代意味。
在曼谷的香格里拉飯店，早餐的座位就設在湄南河邊，邊進餐邊能欣賞水面順流而過的木船。暹羅灣的清風徐來，熱帶水果香氣襲人，那意境一如這賓館名字的譯文——“世外桃源”。
在普吉島的珍珠村飯店，早餐的花園餐廳面對椰樹環繞的一池碧水。讓人稱奇的是攀援植物綴編成團團簇簇的鮮花屋頂，遠遠看去像層燒紅的早霞。
還有帕塔雅，我們下榻的皇家懸崖海濱旅館。那天正在早餐間，照例是悄聲細語的泰式服務。倏間，一只翠綠色的大鳥，竟從窗外飛進，駐足餐桌，顧盼自若，聲聲啼囀愈發顯出早晨的清新與靜謐。原來，窗子是沒有玻璃的。
事實上，旅游業刷新了這個國家的面貌，從北到南，所到之處已是發達國家的城市景觀。在普吉島，為了觀賞印度洋的落日景色，我們曾沿海濱大道環島一周。那真是一次印象極為深刻的閱歷：疏朗的椰樹后，豪華的賓館、典雅的別墅不是十幾座，幾十幢，而是驅車兩個小時未曾間斷。那天，夕陽淡粉色的霞光染滿椰林，造型各異的歐式建筑的落地窗依次閃耀著落霞的金輝，直至夕陽西下，整個西海岸又在夜幕中燃亮繁星般的燈火，從車窗外掠過的依然是一幢接一幢燈火輝煌的酒樓、飯店……難怪“東方夏威夷”之譽會聲名鵲起！
東瀛的茶庭與戰刀
記得第一次去日本，是率通訊社新聞代表團。東道主日本朝日新聞社甚為周到，派出一架8 人座公務機隨行，機身上噴有朝日新聞紅色標識，是新聞記者采訪突發事件使用的工作機。這樣一路飛飛停停，隨手航拍，相當方便。
但不知怎地，一路上心里總有點異樣的感覺。最后我明白了，這種感覺來自駕駛艙里的那位日本飛行員。這老兄整個航程里沉默寡言，他身材消瘦，目光犀利，一臉青胡茬，戴著皮制飛行帽，飛行服緊緊地箍在身上，和二戰影片里的日本軍人幾乎毫無二致！
其實，這種感覺并不是我一個人才有。連日會談、參觀、宴請，對方總不忘殷勤地躬身雙手送上名片，名字凈是些“鳩山”“岡村”“武田”“佐藤”“山本”“中村”什么的，代表團成員過后笑言：多熟的名字，這些人在電視劇里常見呀！
當然時過境遷，這些日本朋友說話待客彬彬有禮，都是生活在當代的文明人，我們也是懂政策、會區別的中國新聞工作者，不會把日本人民和頑固的右翼分子劃等號，把“鳩山”們想象為頭戴鋼盔，腰挎軍刀的侵華日軍。但身為中國人又不能回避，歷史上的一頁總是揮之不去的陰影，特別是對一個不敢像德國人一樣反思二戰罪行的國家，不勇于承認發動侵略戰爭錯誤的政府。踏上這樣的島國國土，不免有一番糾結在心間。
因為是第一次訪問日本，對所見所聞都感覺特別新鮮，比如日本的園林。
訪日的時間是按工作日程安排的，所以季節不湊巧，無緣看到秋季的嵐山楓葉和春天的浪漫櫻花。但從東京到大阪，再到廣島，一路上見到的日本花園仍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我猜想，這個島國地處溫帶和亞熱帶，又四面臨海，溫暖多雨，植物茂盛，這種景觀孕育了日本民族順應自然、贊美自然的美學觀，園藝設計也反映了返璞歸真的理念。
像日本城市里見縫插針營造的“茶庭”，四周圍以竹籬，地上長有青苔，楓樹枝椏纖巧，石燈雅致古樸，有庭門和小徑通往舉行茶湯儀式的茶屋。茶庭雖小，卻遠離塵凡，表現出深山野谷“靜寂”的意境。
“枯山水”更是日本特有的造園手法，無山無水卻有山水的意境。京都龍安寺是日本“枯山水”的代表作。這個平亭長28 米，寬12 米，一面面臨廳堂，其余三面圍以矮墻。庭園地面滿鋪白沙，除了寥寥數塊石頭外，再沒有任何樹木花草。用梳痕道道的白沙象征水面，以15 塊石頭的組合來體現島嶼山巒，咫尺之園幻化出天地之勢。
這就是日本園林，它清雅、精巧、安祥，又富有詩情畫意，凝神欣賞一會兒園景，心不由得就靜了下來，進而領略到有幾分禪意的空靈。拿“枯山水”平庭來說，這種園林往往見于舊都古寺，設計者其實就是室町時代的禪宗僧侶，他們不著痕跡地賦予園林一種恬淡出世的氣氛，把水墨畫的“寫意”造景方法推到極致，也把自然景觀抽象到了極點。為反映禪宗修行者所追求的自律精神，他們擅長使用一些如常綠樹、苔蘚、沙、礫石等靜止的元素，營造枯山水庭園，從不使用任何開花植物，從而創造出令人入靜入定、超凡脫俗的心靈感受，引發觀賞者對人生的思悟。
面對日本園林，我好像可以說，對這個民族的國民性又有些新的了解。有種說法，武士道精神的精髓就在于“菊與刀”，但這仍舊讓人很難把園林美景和“日本鬼子”的殘暴直接連在一起。我總是想不通：有著如此審美情趣的民族，能創造如此優雅園藝的國民，怎么會轉眼間就變成一群穿著黃軍服的侵略者，蝗蟲一般蜂擁而入鄰居的家園，犯下那么多令人發指的血腥罪行？
人性，或者說民族性，真是復雜的東西。
伊斯坦布爾——歷史在這里拐了一個彎
眼見白色的高爾夫球從亞洲飛向歐洲，我在電視機前會心地笑了。因為我知道，土耳其人心儀歐洲，多年來就一直希望能被西方世界接納。這座橫越博斯普魯斯海峽的網索吊橋，也是土耳其從亞洲通向歐洲的大陸橋，穿西裝、吃西餐的土耳其主流社會，腳踏兩大洲，卻總是朝思暮想加入北約。中國駐伊斯坦布爾的總領事為新華社代表團設宴時告訴我，同是一座城市，歐洲一邊的地價高于亞洲一邊，大國的使領館都愿意設在歐洲土地上，中國領事館也在伊斯坦布爾的歐洲區占有一席之地。
人們只是知道土耳其正西風東漸，歐化很快，但對其“脫亞入歐”的進程總是舉步維艱卻不明底細。其實，如果你有機會對土耳其人的歷史稍作研究就會發現，這個民族的內心有一段深藏著的記憶，這段記憶來自遙遠的亞洲腹地。這個從中亞遷徙來的古老民族，當年是騎著亞洲矮種馬、舞著土耳其彎刀來到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歷史上曾盛極一時。那個時代，土耳其人祖先的騎兵隊懷揣《古蘭經》，一路攻城掠地，開疆拓土，鐵流滾滾，無堅不摧，橫掃信奉基督教的白人家園，一度讓整個歐洲都為之戰栗。
2004 年春，我出席亞洲太平洋通訊社組織峰會，來到伊斯坦布爾。那天，土耳其國家通訊社設晚宴，為來賓安排了民族歌舞節目。表演現場是在一座碩大的帳篷里，中間支著柱子，舞臺是360 度的圓形臺。舞者戴一頂魯米派高帽，身著白袍，一邊旋轉身體一邊緩抬雙臂，白色長袍的下擺隨著動作飄揚，姿態頗為優雅。那天的舞者均為男性，他們一圈又一圈地圍繞著舞臺中心的柱子旋轉，高昂起頭，微閉深目，癡迷其中。
接下來是器樂伴奏的民族歌曲，歌聲激揚、綿長、悠遠，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在馬背上吟唱千年的長調。觸動我的一件事是，其旋律和韻味，竟和西域歌舞毫無二致！
土耳其這個民族，和歷史上的西域有何淵源？
帶著這個問題，我在亞通會的會議間隙查找資料。記憶中的這次對伊斯坦布爾歷史知識的惡補，簡直是一場歷史課的夢魘，因為這座城市以至這個民族的前世今生都太過復雜。
歷史上，伊斯坦布爾這座古城還有另一個名字——拜占庭。古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曾將位于博斯普魯斯海峽入口處的拜占庭定為首都，他去世后，拜占庭被改名為君士坦丁堡，他一手創建的東羅馬帝國又因為這座首都而被后人稱為拜占庭帝國。在拜占庭的城墻下，還掩埋著歷代王朝的遺跡，考古學家開掘證明，史前的古城墻像洋蔥一樣層層疊疊地隱藏其中。
公元7 世紀，被中國大漢軍隊擊潰的突厥人，分成兩部分，一部分融入中國的民族大家庭，史稱東突厥，一部分開始大規模西遷，史稱西突厥。他們從中亞啟程，沿著北緯40 度牧草帶，朝著日落的方向趕著牛羊，一路西進，來到古羅馬帝國的疆域。文明的居住地總是抵擋不了蠻族的入侵，不論是駕著快船的維京海盜，還是騎著快馬的突厥騎兵，都有令人膽寒的殺傷力。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最后一位皇帝戰死在城墻上。
鐵蹄踐踏古城的突厥人，把君士坦丁堡更名為伊斯坦布爾，以此為都城，建立了稱霸半個地球的奧斯曼帝國。中東、北非、南歐的大片疆土都歸順蘇萊曼大帝管轄，地中海一時成了奧斯曼帝國的內海。
伊斯坦布爾作為都城，自然也是世界財富中心。我在奧斯曼的新皇宮多瑪巴切宮里，見到過玻璃柜櫥里陳放的整套元青花瓷器，多達幾十頭。聽說國內瓷器收藏家知道這個消息后，紛紛專程來此頂禮膜拜，因為國內元青花已寥寥無幾，一件“鬼谷子下山圖”罐，在英國佳士得以2.3 億元人民幣的天價拍出，成為亞洲藝術品中的天字第一號。而這些瓷器，是元朝皇帝贈送給奧斯曼蘇丹的皇家禮器。宮廷里的精品，該值多少錢？
在西進的過程中，突厥人接受了一種新的宗教，就是由阿拉伯半島游牧民族創立的伊斯蘭教。他們把這種新宗教帶進了伊斯坦布爾。我親眼見到，基督教堂在這里被硬生生地改成清真寺。游覽圣地索菲亞大教堂，是拜占庭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于公元537 年建成的基督教堂，被公認為是整個基督教歷史上最恢弘的建筑。當年奧斯曼蘇丹穆罕默德懂得這座建筑的文物價值，在戰火中刻意把它保留下來，只是換了名稱，拆除牧師講道臺，改作穆斯林禮拜的場所，昔日的基督教堂里從此每天五遍回響著《古蘭經》的誦讀聲。直到今天，這座穹頂宏大的建筑門廊墻皮剝露處，仍露出基督教題材的鑲嵌畫。
有歷史學家認為，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不但標志著拜占庭帝國的終結，也意味著伊斯蘭教在和基督教的斗爭中占了上風，從此整個基督教世界都感到了來自東方的威脅，白種人的噩夢開始了。正是因為奧斯曼帝國擋住了西歐商人通往遠東地區的貿易路線，讓整個歐洲望而卻步，才有了冒險家們的駕船向西繞行，人類社會發展史也因此拐了一個彎兒。哥倫布為繞行印度，誤打誤撞地把船開抵美洲，竟“意外”發現了新大陸，這是后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