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头当空，浪头渐近。

  农历八月十八恰逢钱塘江大潮最佳观潮时节，中午时分，登上始建于宋代的浙江嘉兴海宁盐官占鳌塔，举掌迎风、耳闻目睹，皆是潮水的澎湃。

  农历八月十八，海宁盐官观潮胜地公园，“一线潮”自东奔涌而来。（摄影：杨立超）

  潮起于何处？

  海宁黄湾镇的塔山坝下游。

  钱塘江入海的杭州湾，呈口大肚小的喇叭形，大量潮水拥挤入狭浅的河道，潮头受到阻碍，后面的潮水又急速推进，迫使潮头陡立，抬升形成涌潮，一路破碎、重塑，翻滚、轰鸣，与沿岸堤坝胶着、碰撞，遂呈现出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多种形态，以雷霆万钧之势，壮观天下无。

  千百年来，钱江潮水奔流不息。在杭嘉湖一带，唐宋时期已有大规模观潮活动的记载，文人墨客竞相咏诵，文化习俗延续至今。尤其在每年中秋佳节前后大潮汛时段，八方宾客蜂拥而至，争睹潮水奇观。

  农历八月十八，众多游客在浙江海宁观潮。（摄影：郑晖）

  然而，美景，有时也是险境。钱塘江，在古代又名罗刹江，凶猛难驯。对于尚未掌握先进技术的古人而言，大潮有多壮观，也意味着有多凶险。

  《旧唐书·五行志》记载了一起发生在公元775年的潮灾：“海水翻潮，飘荡州郭五千余家，船千余只，全家陷溺者百余户，死者四百余人。”

  由《钱塘江志》中数据可知，从唐武德六年（623年）至1948年的1300多年间，有史可查的钱塘江重大潮灾就多达183次，平均7年就有一次，每次潮灾，都造成百姓家园被毁、流离失所。

  救民于水患，佑江河安澜，成了摆在历代钱塘江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修建坚固的海塘，是抵御潮水的好办法。但这样浩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面对潮水日冲夜刷，更不可能一劳永逸。

  泛黄的图纸上，不同时期海塘模型的演变，无声诉说着先人们在磨难中的探索。

  春秋时垒土筑塘，到五代十国，吴越王钱镠修建的还都是“土塘”；至宋代，以硬土辅以树枝、条柴等，有了“柴塘”；直至明朝，浙江水利佥事黄光昇设计出五纵五横鱼鳞塘，能抗强潮冲击，久而不溃，被誉为“万年塘”。

  沿着鱼鳞石塘踏上塔山坝，十分钟就走到了坝头。

  农历八月十八，海宁潮涌过占鳌塔。（摄影：赵颖硕）

  站在坝头朝东南方向远眺，身前，便是钱江潮起处。身后是沿岸万家灯火、万亩良田。江风猎猎，闭目而思，潮水带来每平方米约7吨的冲击力，若脚下所筑之堤塘垮塌，便是万劫不复。

  所以，古代历任塘官在受命之时，便已做好了决绝的准备。

  据相关史料记载，从吴越至晚清，赴任海宁塘官之职的有数百名官员。塘官待遇堪比知府，但若海塘失守，“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以身殉塘，便成了很多塘官的悲壮抉择。

  杨栋秀，便是有详细史料记载的跳塘官员之一。清道光八年（1828年），他任嘉兴海防同知，职级等同于副知县。由于“所用非人”，致使海塘工程出现了不少偷工减料、敷衍塞责的“豆腐渣”，导致海塘冲决，杨栋秀也跳塘自尽了。据《海宁州志稿》记载：“十三年秋，海潮冲决，塘屡坏，自尽，州人哀之。”

  海塘冲决，施工中的营私舞弊难逃干系。据《杭州府志》记载：“惟办理各工，以料足工坚为首务，无如积弊相沿已久，丁役夫匠惟图偷工减料，不按成法，每致固限未满，率多坍卸。”

  另外，泥沙堆积也是导致海塘冲决的“推手”之一。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沙）又涨宽三千余丈。水底复接涨阴沙，束潮愈高，扑塘愈力”。长年累月的泥沙堆积，抬升了江底，潮涌更易漫出海塘。

  尽管原因多样，但是身为塘官，都没有可推脱的借口。

  “海塘绵延千里，护塘攸关苍生。当年的封建官吏尚且如此，现在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更应有强烈的责任感。”海宁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20世纪90年代，国家大规模建设钱塘江高标准海塘，各级政府和建设者十分重视海塘本身的质量，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质量管理、工程监督制度，实行工程安全终身负责制。

  如今，海宁段古海塘仍在一线发挥防洪御潮作用。而正在建设的钱塘江海塘安澜工程，拟将钱塘江河口海塘提标至300年一遇标准，并协同推进生态提质、融合提升、管护提效，实现海塘岸带“安全+”综合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在海塘安澜工程建设的过程中，人们在鱼鳞塘塔山坝西端的安澜古塔旁，发现了一个面积约150平方米的石筑平台，旁有墓前石像生及部分墓葬残留物。据当地村民回忆，原来这里有七个土坟包，相传埋着的是七位因修建海塘失败而跳塘的塘官衣冠。

  当地便依古制修复了这七座衣冠冢，以丰富海塘文化的内涵，并以“跳塘之择”警示后人，为官一方当保一方平安，强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真正做到守土有责。（俞菀 唐弢）